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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上中学学的是俄语,基本上只会说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“毛主席万岁”和“缴枪不杀”。后来中苏两国老打不起来,“缴枪不杀”就忘了。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好像动词有阴性阳性的问题,日久也二糊了。只有“毛主席万岁”牢牢记在心间,而且派上了用场。

  我在东京圣保罗学院学日语时,班里同学大部分是台湾人,也有少数马来西亚华人和大陆人。有一天日本老师说:“台湾人和马来西亚人都会讲几句英文,只有中国人不会。”这话一下激起了我的爱国感情和虚荣心,我说:“我们不说英文,但会说俄文。”老师说:“是吗?你说几句听听。”我清清嗓子,用俄语激情高呼:“毛主席万岁——!”这句话俄语说来很长,而且要打好几个嘟噜,大舌头讲不来的。口号喊完,教室里鸦雀无声,全服了。女老师爱用感叹词,赞叹地说:“嚯啦!这是什么意思啊?”我矜持地笑笑,给他们留下个迷。

  本班同学大多比我早来日本一年以上,有些女生还在“水商卖”(风俗营业)场所打工,工作中必须进行会话,所以说起日语来都噼里啪啦的,甭管对不对,能跟人交流。我在大学学过日语,结业考试优,有点基础,但张不开嘴,听力也差,远远比不上这些人。但一到考试要写卷子,水商卖的同学们呼啦一下就把我围上了,因为我懂语法。在实际生活中,是懂语法好呢,还是能噼里啪啦说话好?当然是噼里啪啦好!痛苦的教训使我明白了:倘若你学外语的目的并不是为念博士,那最好向水商卖同学学习,拼命去“胡说八道”好了,学语法没用。

  小孩子学说话并不先学语法,周围人怎么说,他就怎么说。我在东京的小巷子里,经常碰到放学的小学生,听他们说话,别提多忌妒了,小小年纪,怎么把日语说得那么标准啊!比我强太多啦!

  辜鸿铭小时候被带到德国,一句德语不会,监护人上来就教他背诵歌德那类人的经典著作,意思完全不明白,硬是死背,背到滚瓜烂熟。他就是这么学会德语的,日后受益良深。有道是:“各村都有许多高招儿”啊!

  日本的报社都雇有很多推销员,挨家挨户发展订户。有一天来了个《朝日新闻》的,提溜着一大盒洗衣粉,鞠了躬之后,说订报就送洗衣粉。我贪小便宜的心一动,看上那盒洗衣粉了,于是成了《朝日新闻》的订户。此后养成习惯,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报,早晨不忙的话,能看一个小时。当时中国的报纸还都是对开四版的,望着《朝日新闻》那书籍一般的厚厚一沓,不胜艳羡,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这样的报纸就好了!《朝日新闻》是左派报纸,有关中国的消息较多,容易引发兴味,有些常用的外来语,不查字典,慢慢也能猜出意思。一年以后,我又白拿了一盒洗衣粉。

秋叶原

  老友的太太列列是日语专业毕业,在丸红北京事务所工作,来日本出差。那时中国人来东京,必去秋叶原电器街。列列是第一次来日本,我陪她去了。她要买个“随身听”,跟售货员砍价。她说中文就快,说日文也快,我基本听不明白,但我注意到她的话里频频出现“勉强”这个词。日语汉字“勉强”的意思是学习,“学日语”就是“日本语勉强”。买完东西,我问她:你老说勉强勉强,什么意思?她说:就是打折。“不是学习吗?”“是,但也有打折的意思。”“噢。”

……

 

全文见:顾晓阳:房东井口大叔|故事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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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晓阳

顾晓阳

24篇文章 2年前更新

作家。著有《洛杉矶蜂鸟》《北京野事》。谈天说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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