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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晓阳 | 留学日本的生活及房东井口大叔

1.

  我上中学学的是俄语,基本上只会说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“毛主席万岁”和“缴枪不杀”。后来中苏两国老打不起来,“缴枪不杀”就忘了。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好像动词有阴性阳性的问题,日久也二糊了。只有“毛主席万岁”牢牢记在心间,而且派上了用场。

  我在东京圣保罗学院学日语时,班里同学大部分是台湾人,也有少数马来西亚华人和大陆人。有一天日本老师说:“台湾人和马来西亚人都会讲几句英文,只有中国人不会。”这话一下激起了我的爱国感情和虚荣心,我说:“我们不说英文,但会说俄文。”老师说:“是吗?你说几句听听。”我清清嗓子,用俄语激情高呼:“毛主席万岁——!”这句话俄语说来很长,而且要打好几个嘟噜,大舌头讲不来的。口号喊完,教室里鸦雀无声,全服了。女老师爱用感叹词,赞叹地说:“嚯啦!这是什么意思啊?”我矜持地笑笑,给他们留下个迷。

  本班同学大多比我早来日本一年以上,有些女生还在“水商卖”(风俗营业)场所打工,工作中必须进行会话,所以说起日语来都噼里啪啦的,甭管对不对,能跟人交流。我在大学学过日语,结业考试优,有点基础,但张不开嘴,听力也差,远远比不上这些人。但一到考试要写卷子,水商卖的同学们呼啦一下就把我围上了,因为我懂语法。在实际生活中,是懂语法好呢,还是能噼里啪啦说话好?当然是噼里啪啦好!痛苦的教训使我明白了:倘若你学外语的目的并不是为念博士,那最好向水商卖同学学习,拼命去“胡说八道”好了,学语法没用。

  小孩子学说话并不先学语法,周围人怎么说,他就怎么说。我在东京的小巷子里,经常碰到放学的小学生,听他们说话,别提多忌妒了,小小年纪,怎么把日语说得那么标准啊!比我强太多啦!

  辜鸿铭小时候被带到德国,一句德语不会,监护人上来就教他背诵歌德那类人的经典著作,意思完全不明白,硬是死背,背到滚瓜烂熟。他就是这么学会德语的,日后受益良深。有道是:“各村都有许多高招儿”啊!

  日本的报社都雇有很多推销员,挨家挨户发展订户。有一天来了个《朝日新闻》的,提溜着一大盒洗衣粉,鞠了躬之后,说订报就送洗衣粉。我贪小便宜的心一动,看上那盒洗衣粉了,于是成了《朝日新闻》的订户。此后养成习惯,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报,早晨不忙的话,能看一个小时。当时中国的报纸还都是对开四版的,望着《朝日新闻》那书籍一般的厚厚一沓,不胜艳羡,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这样的报纸就好了!《朝日新闻》是左派报纸,有关中国的消息较多,容易引发兴味,有些常用的外来语,不查字典,慢慢也能猜出意思。一年以后,我又白拿了一盒洗衣粉。

秋叶原

  老友的太太列列是日语专业毕业,在丸红北京事务所工作,来日本出差。那时中国人来东京,必去秋叶原电器街。列列是第一次来日本,我陪她去了。她要买个“随身听”,跟售货员砍价。她说中文就快,说日文也快,我基本听不明白,但我注意到她的话里频频出现“勉强”这个词。日语汉字“勉强”的意思是学习,“学日语”就是“日本语勉强”。买完东西,我问她:你老说勉强勉强,什么意思?她说:就是打折。“不是学习吗?”“是,但也有打折的意思。”“噢。”

  有一天我在驹込商业街闲逛,这是条小街,但很繁华,布满小店铺,卖什么的都有。我在一家陶瓷小店看上一套茶具,也就三五百日元,我想砍砍价,便叫道:“老板!勉强一下吧?”小店只有老板一人,是个中年汉子,额头上缠着布条,根本不理我。我叫了三遍,他转过头,高声对我说:“勉强?你上学校勉强去吧!”说得我臊眉搭眼,灰溜溜走了。

  不久我搬家到埼玉县川口。有一次跟房东井口大叔聊天,给他讲了这件事。大叔哈哈大笑。我说:“难道‘勉强’没有打折扣的意思吗?”大叔以前在伊藤忠商社工作多年,曾派驻过芝加哥,他一边笑一边说:“有是有,但只有像我们伊藤忠这种大商社在谈大买卖的时候,才会说‘勉强’,你买把茶壶勉强什么呀?”

2.

  日本是单一民族,排外。但正因如此,社会上就有一部分人要克服这种偏狭,反其道而行之,有意识地与外国人交好,做“地球人”。东京有很多专门帮助外国留学生的小团体,都是自发的、义务的。有的给留学生办拍卖会,以极低的价钱出售五花八门的商品,都是他们募集来的,我曾经买过一套十分精美的咖啡杯和一套红铜小圆碟(盛蛋糕的),极便宜,铜碟现在还保存着。我还和一伙年轻人去过镰仓游玩。有的房东明确说不租外国人,有的却专门租给留学生。川口有几个大妈办了个“留学生相谈室”,“无料”提供帮助,我是在报纸上看到广告,去找她们租房子。日本房屋中介的惯例是收取一个月或更多的“中介费”,有的还要给房东“礼金”,川口大妈们不要中介费,房东井口也不要礼金。后来井口大叔告诉我:那些大妈都是家庭妇女,挨家挨户募集愿意帮助留学生的房东,所以通过大妈们租的房子都不用交额外费用。

  井口大叔胖乎乎笑眯眯的,花白头发戴眼镜,性格豪放。井口阿姨皮肤白皙,显得年轻,善良周到。他们有一座二层楼的公寓“井口庄”,分了十几个单位出租,我租的那套有两个房间,一个四叠半大,一个六叠,玄关两边是厨房和厕所(无洗浴设备),月租好像是三万多日元。他们家“自宅”就在公寓旁边,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。一儿一女,女儿在上大学,儿子是中学生。

川口的某条街道(来自网络),与井口庄的街道很像

  我刚搬来,夫妇俩开车带我熟悉环境,指指点点,在周围转了一个小时。北川口有红灯区,大叔笑着跟我说:“你要找女人呀去东京,这里不行,小地方保守,妓女不接待外国人……”井口阿姨叽里呱啦地骂他,别的没听懂,反正有好几个“八格牙路”。大叔说:“太太是我的大藏省(财政部),我的工资都打到她的账户里了,每个月都得找她要钱。‘拜托啦!再给一点儿吧?’‘不是给过你了吗?要那么多做什么?’所以我没钱,不然我就带你去了……”

  后来有一天夜里,他还专门开车带我去东京市内观光夜景。

  元旦早晨,日本人的习俗是去神社祈福。井口一家四口带上我,去了东京的一个很大的神社,可惜我忘了名字了。但大叔啪啪拍掌、合掌祈福的样子,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他们还曾十分正式地请我到家里去吃了一次丰盛的晚餐,女儿很漂亮,儿子很清纯,一家子好人。

  大叔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学生运动,猜测他的年龄,应该是战后上的大学(或中学),那就是反“日美安保条约”了,左派学生。毕业后曾在伊藤忠商社工作,后来自己经营一家小的计算机公司。他常到我的公寓来喝酒聊天,对我的学习、生活、工作乃至安全都非常关心。阿姨教我做日式咖喱牛肉,说一次做上一大锅,放在冰箱里,吃的时候浇在米饭上,一加热就好,方便。我到现在还不时做咖喱饭吃,日本咖喱很容易买到,做出来味道一模一样。

  “井口庄”除了我以外,还有里库桑夫妇也是中国人,他俩都是日语专业毕业,日语程度很高,尤其是太太说一口流利的东京话,几乎没有外国口音。井口大叔去他们家更多,一聊就聊到深夜。后来里库桑告诉我,大叔喝了酒爱谈下流话题,什么左青龙右白虎之类的,他太太非常生气,不让大叔再来了。唉,这种时候我特别痛恨自己不努力、日语不灵光,这么高深的话题,我是听不懂的。不然的话,我们爷儿俩倒能聊它个热火朝天。真是太让大叔失望了!

3.

  日本人还有个习俗,不管家里有没有洗浴设备,也不论穷人富人,都爱到社区的“钱汤”(公共澡堂)去泡澡。井口庄附近就有个钱汤,进门以后,一块两米多高的薄木板分开左右两个区域,左边是男部,右边是女部,既没有墙也没有门。老板娘的收银台在两个区域中间,正对着,两边都看得见。因为客人都是邻居熟人,她总是同时跟左右两边的人说话聊天。两边的人,因为隔板不高、不到天花板,男女熟人也经常隔着板子说话。进了男部先是更衣室,我头一次去,想找个老板娘看不到的角度脱衣服,可是转了一圈,没有她看不见的地方,只好随便了。从更衣室进入里面的洗浴区域,她是看不到的。

某“钱汤”

  和辻哲郎认为:罗马人的洗浴习俗是由中国传过去的,它从中国一路向西,先到波斯土耳其,再传到希腊。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习得,青出于蓝,把公共浴场建得富丽堂皇,不仅懂得了泡澡的美妙享受,还把浴场变成社交场所。不用说,日本的洗浴风俗更是从中国传来的,和辻说:唐朝诗人的(沐浴)雅兴非常对日本人的胃口,所以在日本扎下了根。(《古寺巡礼》)

4.

  有一天,井口大叔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?我说没有。他说:这个必须有,赶快去买!最简单最便宜的叫“国民保险”,在邮局就可以办,外国人也可以。我去了邮局,果然十分简便,填个表交了钱就行,好像每月是300日元保费,合人民币几十块钱。大叔告诉我:要去医院的话,就去附近的一家共产党办的医院,“共产党开的医院便宜,因为日本的共产党里有钱人多。”也巧,刚买上保险,我就病了,发烧,像打摆子一样,一会冷一会热。夜里,我爬起来去了那家医院,值班的是个戴眼镜的男医生,非常和蔼,简单做了检查(还称了体重),说没什么大问题,就是太累了,多休息。给我开的药是一包包粉末,喝水冲下去。药到病除,只过了一天,我就霍然而愈,此后再没生病。我只花了700日元的挂号费,其他费用都“走医保”了。

  1989年秋日本众议院大选,有一天我从地铁口出来,碰上共产党众议员候选人的团队派发传单,小伙子塞给我一份,标题是: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一样!!!

5.

  在日本留学,签证是个大麻烦,每半年就得去入国管理局签一次,人很多,一去就要花大半天时间。朋友告诉我埼玉县的某个入国管理局(地名忘记了)人少,离我家也近,让我去那里。我去了,人是少一些,但净是一伙儿一伙儿的菲律宾姑娘,每一伙儿都有一个理着平头、戴着墨镜的日本黑道弟兄模样的男人率领,感觉怪怪的。她们都很年轻,花枝招展,活泼好动,浓郁的香水味把入国管理局笼罩在诡异的气氛中。离开那儿以后挤进地铁,身上全是她们的味儿。

  后来,我在一所大学当客员研究员,签证改为一年一签。情况虽有改善,但终非长久之计。我有了离开日本去美国的打算。

  我的教授也是位大侃爷。我们每周见一次面,都是他在那儿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,当时他的兴趣,是要和中国做什么大生意(忘了具体的项目),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发布会,要请李鹏参加之类的。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吃晚饭,饭后再去喝酒——是有陪酒女人但规规矩矩的酒吧,看来是熟客。他还邀上其他教授,把我介绍给他们。酒过三巡,教授之间谈话热烈起来,我便只管将酒往那喉咙里灌去。

  我1987年出国时,北京还没有从清贫的生活中摆脱出来,全城的餐馆屈指可数,酒吧则除了不让中国人进的几个“涉外饭店”,社会上几乎没有。到1997年我第一次回国,却完全变成另一番天地,那真叫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!大家呼朋唤友,吃罢晚饭不仅要喝它几轮大酒,还要去歌厅、去泡澡。到了凌晨三四点,东直门“鬼街”比白天的王府井还热闹,眼看一天行将结束,必得来一顿丰盛的“宵夜”作为谢幕。

  中国其实是早已有这种吃喝玩乐的奢靡传统和方式的,只不过解放后断掉了30多年,我们这代人没见过。随着改革开放和生活富裕,它又回来了。回来的路线,我猜,是由日本经台湾,“反攻大陆”被激活的。所以,它跟过去的传统虽然衔接,却也发生相当的变异,不伦不类。

6.

  井口大叔听说我要去美国,显得非常意外,甚至有几分不高兴,他问我:“你为什么去美国?日本不好吗?”我说我很喜欢日本,在这里也住习惯了,但学业结束就没签证了,待不下来。他听后是将信将疑的样子,问了里库桑,才相信我所言是实。

  临走前,大叔在一家西餐厅请我吃饭,依依惜别。他说:他本来想出个办法,能让我在日本留下来,就是把我认做义子。于是跟阿姨商量,阿姨说:顾桑这个人咱们是绝对相信的,但一旦在法律上确认了关系,他就有了继承权了呀,当然顾桑是不会要什么遗产的,不过嘛……大叔带着歉意对我说:“贱内呀,八嘎!女人脑袋里考虑的就是钱钱,说不通她!唉,没办法……”

  真没想到井口大叔对我的去留这么上心,把我当成了亲人!

  我到美国后,与井口大叔保持了几年通信,后来用日文写信感觉越来越费劲,慢慢就断了。大叔给我的信中说:井口庄又搬进来几户中国人,我可以用中文给他写信,他找人翻译。我没能照他说的做,感觉十分对不起他。

  我在日本接触到许多“地球人”,他们都同样善良、热情、不怀私心,帮助人纯粹是出于良知,没有任何其他目的。美国却不同,它由移民立国,种族混杂,是海纳百川的大局面。美国没有什么人刻意要去做“地球人”,在美国人看来,美国人就是地球人。外国人在美国生活最自在,因为制度和文化自由包容。美国人天真外向、乐善好施,把个人权利看得极重,绝不会干扰你,但也不会介入你的生活,有点“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”的意思。我在美国结识的美国人,远不如在日本交的朋友多。美国人好交,日本人能深交。真是有意思。 

 

 

 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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