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

 

2006年8月，我妈妈住院，确诊肺癌，我心情沉重。多多听说后，非要去医院看我妈妈。于是我到安定门接上他，一起去了人民医院。那时我妈妈精神很好，也不知道自己是癌，坐在病床上跟他说话。多多说：“你看老妈妈，面如满月，红光满面的，多好啊！老妈妈你肯定没事儿！”我妈大喜。他讲各种人的各种疾病，怎么得的，怎么治愈的。说着说着，不知觉转向负面的例子，“谁谁谁，本来看着没什么事，结果呢，一查，敢情是什么什么病，这下坏了，一天比一天严重……”我看他要说突噜，赶紧拉他的胳膊，“毛头儿，走，走，外头抽根烟去。”我们俩在楼下抽烟，他真心劝我别担心，老太太的状态很好，不会有什么大事。回到病房，继续聊天，老太太谈笑风生，非常高兴。说得多了，毛头的话头又有往负面转的趋势，我又及时把他拉出去抽烟……他在医院待了一下午，让我妈妈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。这是老妈妈最后一个愉快的下午了，此后她的病情急转直下，我五内俱焚，顾不上跟任何人联系，只有少数朋友闻讯来看过她，而她已经坐不起来了，戴着呼吸机，也说不了几句话。

 

这之前，我刚刚与多多恢复了联系，中间有9年没见过面。那天，他和张小三在他家楼前迎接我，可我怎么也认不出来他：头发全白，长长的向后披，留着白胡子，戴眼镜。我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丫怎么变这操性了！”

 

我们在一起盘桓了一天。最后我总结说：“和别的多年不见的朋友见面，一开始看着都不像，慢慢儿地，越看越像，不出一小时，当年的模样就回来了。你呢，一看就不像，再看更不像，现在怎么看怎么不像，你他妈是多多吗？”

 

 

他提出要去我家的老房子看看，我们去了，这儿摸摸那儿碰碰，好像要看一看时间是怎样变旧的？他在这个院子里唱过《我的太阳》，曾自称是“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”，其实唱得很好。那时他三十多岁，头发浓密，身材结实，咄咄逼人，意气风发。只要碰到端午，二人就嘀嘀咕咕，热衷小道消息和不靠谱的预言。记得那天端午说的是“近期元老要一个接一个死，这叫鸭子摇头”，说完二人就站起身神秘地溜掉了。

 

我临出国前，在家有两次聚会。一次人多，端午来了他没来。众人围上端午求指点，大师独坐一室，叫谁进来谁进来，别人不得偷听。吕丽萍和我们单位同事小惠听完大师的密语，都心事重重，显然被说中了。小惠走出屋外绕着枣树低头直转圈儿。我责备端午：“你怎么把人家说得大冬天儿跑外头冻着去了？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”后来小惠自己说，她正在酝酿离婚，跟谁都没说过，却被头一回见面的端午道破了。临散，端午瞪起红眼珠子骂我：“我是来给你送行的，你可好，弄这么一屋子人让我看相，把我眼睛都看红了！”

 

另一次只有六七个人，我出发在即，琐事万端，什么也没准备，谁来了谁下面条吃。多多进门一看就急了：“我每天晚上都得在新街口吃两串羊肉串儿，没肉哪儿行啊？”所幸酒管够，后来喝舒坦了，就把没肉这事给忘了。三年后在纽约再见面，看我穷愁潦倒的样子，他还感到奇怪，“你在北京不是挺有钱的吗？”“我什么时候有过钱呀？”“在你们家喝的都是洋酒啊，Heineken,Johnnie Walker……”我知道他记忆中的是他唱《我的太阳》、端午说“鸭子摇头”那回的事，“那都是美国佬老康从友谊商店买来的，是‘引进外资’，我哪儿来的钱哪？”不久我搬到加州，碰巧他从加拿大过来，一起在圣迭哥玩儿了一天。分别时，他掏出钱包里的加元，全部塞给了我。

 

2.

 

1995年夏天，我带我妈妈去欧洲旅游。当时多多住在荷兰的莱顿。我在巴黎租了一辆车，准备开过去。多多极力反对，说巴黎的路太乱了，“你根本就开不出巴黎！”后来见我固执，就画了一张巴黎地图，详细标明通往荷兰的路线，传真给我。我刚开到凯旋门就服了，那里像一个大转盘，巴黎人在转盘上前后左右胡开一气，有的车从我前面横着切过，司机还冲我招招手、很高兴地笑笑。不过有惊无险，我严格按照他画的路线，顺利开出了巴黎。在路边找个餐厅吃饭，服务员说这里是比利时。

 

我们住在毛头家里。他头发花白了，寸头，脸有些发圆，短衣短裤，精神头十足。他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，每天打坐，写作又到达一个高峰期。九十年代初，他和北岛曾在荷兰短期住过，记得当时他嘴里的荷兰是凄风苦雨，二人几乎要发疯。如今心境改变，天也晴了。

 

第二天他带我们出去玩儿。我开车他指路，住宅区道路上有缓冲带，当我驶过第二个缓冲带时，车一颠，只听后面砰地一声响，后脖梗子一凉，瞬间以为自己中弹了。赶紧停车查看，原来是放在车后的罐装可乐在阳光高温下爆炸了，喷得车顶棚一片黑，也溅到了我脖子上。

 

我们去了莱顿大学，当时多多在这里当住校作家。去了海牙和阿姆斯特丹。他还带着“老妈妈”和我到红灯区去看西洋景。

 

他告诉我：在前不久举办的第2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，中国青年导演何建军的故事片《邮差》获得金虎奖。他去看了，甚为赞赏。散场后，一个男孩来到他面前说：“多多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他看看，想不起来。男孩说：“在北京，顾晓阳家，咱们见过啊！”“是吗？你叫什么呀？”“何建军。”“这片子就是你导的？”他非常高兴，拥抱了小何，说：“我为你感到骄傲！”……

 

多多画的彩盘（80年代送我的礼物）

 

老毛头还是寂寞。寂寞和痛苦今生是不会离开他了。荷兰女王已召见过他两次，与他谈诗。但他更需要说中国话的人，需要朋友。我在他家住了三个晚上，加起来睡眠不足五小时，其他时间都浸泡在他如洪水一般的辞语中。最后一晚，我屡次说我明天得开车要睡了，他屡次说再聊会儿再聊会儿，聊着聊着天就发白了。后来离开莱顿上了高速路，我把车停在道旁，对老太太说：“我睁不开眼了，得补一觉。”趴在方向盘上就睡着了。

 

毛头工作勤奋，对自己要求很严格，也养成一些怪癖。他说他写诗时，“屋子里连只苍蝇都不能有！”从少年时代看书就记笔记，封面是黑硬纸板的那种大笔记本，不知写满了多少本。关于读书，他随口说过一句话，被我视为金句，受益匪浅：“读（经典著作）得多深，（自己）才能写得多深。”

 

八十年代，我曾去过他们插队的白洋淀大淀头村，是芒克介绍我找的他在村中的哥们儿福生。福生跟我说：“根子干活儿行，毛头不行。毛头老躲在屋里学马列。”后来，我拍电视剧《花开也有声》时，让剧中一个摇船的小伙子说了这句话。演员是从保定找来的，口音差不多但不会划船，就这么一个镜头，大冷天在水面上漂着，拍了两个小时也拍不好：说台词的时候忘了划船，划起船来又忘词儿了。最后他说的是：“毛头干活行，哏（根）子不行……”同时船终于划了出去。就这么着吧——过！要是再拍两个小时的话，估计毛头哏子就都不行了。

 

叶兆言有一篇写他堂兄三午的文章，其中不少篇幅写到毛头，因为毛头是他少年时期的偶像。他说，1976年大地震后，毛头拎着个旅行包满北京城游荡，包里全是他自己写的诗稿。他像怕自己遭灾一样，同样害怕他的诗作被毁灭。这是件真事，也可看作多多与他的诗歌的一则寓言。

 

多多，1977年

 

3.

 

毛头预言说我开车出不了巴黎，结果我开出来了。问题出在后面：回去的时候，我却怎么也进不去巴黎了。

 

我租车的地方在埃菲尔铁塔旁边。回程接近巴黎时，遥遥望见了塔尖。然后我就在环路上绕，出去一次错一次：你明明看见塔在前方，下了出口，塔跑到后头去了；或者一拐弯儿，塔不见了。如果你确认左一转再右一转目的地就到了，那你左一转右一转之后，可能通往任何地方，就是到不了目的地。巴黎的路实在是伟大！幸亏每次我还都能回到环路上，于是在环路上绕了一圈又一圈。最后我在一个加油站加油，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巴黎小伙子，他让我跟在他的车后，把我带进了城。

 

这也有些像一个寓言，我和毛头都在这个寓言里，不只我们俩，恐怕还有很多人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出来容易归去难。不止是地理上的，也是心理上的、精神上的、形而上上的。很有可能是命运给我们设计的一款游戏。

 

1997年夏，我和毛头不约而同回到北京，前后只差几天。他从一个不可思议的渠道得知我在北京，然后用十年前的老号码拨通了我家的电话。实在是惊喜！互相骂了一通之后，立刻见了面。他八年没回北京了，我则是整整十年。本来都是地面儿上响当当的玩主，一眨巴眼，成了站在边缘的边儿上的北京老泡儿。瞅什么都陌生，做什么都不得体。口音还是纯正的京片子，但说出来的话，北京人一听得愣半天。这是打哪儿蹦出来的两个怪物？当然，有时候也能把人唬住，人家看这二位爷这么地道，怎么说话这么傻呀？怀疑这里边下了套儿，有诈。趁人家还没看出我们是真傻，赶紧溜！

 

我和毛头是八十年代初，在一次郊游中认识的，印象很深。可后来是怎么来往起来的，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。那时候他默默无闻，但高傲得要命，脾气跟现在一样坏。是北岛告诉我，他诗写得非常好，在同辈诗人中出类拔萃。北岛很早就把他的诗推荐给马悦然，马悦然说看不懂。

 

在1985年之前，他只发表了零星几首诗和几篇非常棒的中短篇小说，都没有引起重视。这一年，老木编《新诗潮诗选》时，老江河（于友泽）向他推荐了毛头。老木选了他30多首诗，算得上是隆重推出。于是，多多的名声一下子在诗歌圈里爆炸了。不服不行啊，这是个天才诗人！

 

老木后来在接受访谈时说：多多是他见过的最古怪的诗人。他去登门选诗时，多多把一堆诗稿放在桌子上，限他在一小时内选好并且抄完。就这么怪就这么狂！老木以前并不知道他，也没读过他的诗，但老木脾气好眼光毒手也快，在一小时内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换了别人，早撂挑子走人了。

 

多多，70年代

 

多多本名栗世征，小名毛头，北京男三中老初二，1969年与同班同学姜世伟（芒克）、岳重（根子）一起去白洋淀插队。芒克先写诗，根子继之，毛头一赌气，也写起诗来，时间是1972年。

 

1988年12月，首届“今天诗歌奖”颁给了多多的诗集《里程》。颁奖词是北岛写的，摘录在此，作为本文结尾：

 

自七十年代初期至今，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，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。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，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，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；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，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