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

 

我在东洛杉矶的湖街（Lake Ave.）上住了十三年。那是一个带两间卧室的公寓，西窗外的湖街有四条车道，很宽阔，是条长长的坡道。往北再过六七个红绿灯，就是山。往南过了210高速路，有科罗拉多大道，热闹繁华的帕萨迪纳“老城”商业区就在这条大道上。

 

刚住没多久，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。1992年洛杉矶南区暴动，非裔攻打韩国人社区，使整个大洛杉矶地区扰攘不安。我们这里离南区很远，比较安静，只有南方的天空乌涂涂的，那是建筑物燃烧腾起的黑烟所致。我每天在家看电视新闻，就像看剧情片，十分过瘾。韩国人都武装了起来，腰上别着手枪，许多人上了屋顶占据制高点，提的是长枪，见黑人就搂火儿。“誓死保卫家园”，对高丽棒子来说绝不是打口炮。中国人就胆儿小多了，唐人街离南区不远，许多商店餐馆被洗劫，人早跑光了，连个影子也见不到。墨西哥人趁火打劫的多，人家双方拨火交战方酣，他们跑到商店里去抢东西，我印象深的是一个老哥从商店里抱着一摞耐克鞋出来，对着镜头笑成了花。还有一位抢轮胎，他不是把新轮胎搬了走，而是将自己的破车停在商店前，用千斤顶支起底盘，拆下旧的装新的，像度假一样安闲镇定。据说，暴乱平息后，警察根据电视新闻很快找到了这小子，抓进监狱，那可是证据十足啊！

 

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，吃了碗面条。吃完，到厨房去刷碗。厨房的北窗外就是一个加油站，我一抬头，只见加油站烈焰熊熊、碎玻璃噼啪作响。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这么大的火，我是第一次，真有点惊心动魄，而且加油站起火，是会爆炸的。当时我妈妈在。我跑到客厅，脑袋里只有一件事：找到护照，马上逃！

 

此前可能已经有人报警了。我刚对我妈说着火了，一个高大的警察就破门而入，急切地对我们说：“走！走！快走！……”我低着头转腰子，嘴里只念叨一个词：“护照！护照！……”猝临危局，我的潜意识居然把个人身份证明当成最重要的，很有意思。警察急得对我大吼。所幸护照很快找到了，警察保护着我们下了楼，让我们坐进警车里，然后迅速驶离火灾现场。向南开了大约半英里，停在路边，警察说这里是安全的，你们就在车里坐着吧。从这儿，仍能看到大火冲天。

 

消防车来得晚了些，有四五辆，很快就把火扑灭了，我们最担心的爆炸没有发生。这是在暴动的末期，如果再早几天，正值高潮期间，警力和消防十分吃紧，真不一定能及时赶到。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，后来是否破案就不知道了。

 

暴动平息不久，有一天我去城中心办事，只见各主要街道的路口，仍然停着国民兵的装甲车，穿迷彩服的民兵端着枪，逡巡在四周，一派战时景象。

 

2.

刚搬进来的湖街公寓（阿城摄）

 

1993年9月顾城谢烨夫妇在我这儿住时，目睹了一次“醉驾事件”。

 

一天晚饭后我们仨出去散步，走在街上，忽听身后传来隆隆的音乐声，像有一支庞大的乐队由远而近。回头一看，是一辆奔驰敞篷车，后座拆除，装了两个巨大的音箱，声音就是从那里传出的。司机是个30多岁的白人男子，车开得忽快忽慢，画着大S形向前驶去。

 

十几分钟后我们走到家门口，只见加油站停了五辆警车，车顶大灯贼亮，都射向一个中心点，就是那辆奔驰敞篷车。司机已经被警察控制了，车上音箱像两块黑色巨石冰冷沉默。司机说着胡话，警察都不理他，仨一群俩一伙在聊天，比较放松。有一个警官用公用电话在通话。

 

不一会儿，一个女人牵着一条大洋狗走来了，金发碧眼、短背心、短裤，很年轻，非常漂亮，像个模特。她应该是司机的太太或女友，被警察通知来取车的。这么快就能步行过来，说明家在附近。一个警官跟她交谈了几句，然后把司机双手反背，戴上手铐，打开警车的左后门。在按住他的脑袋往车里塞时，他忽然挣扎了一下。女人一见，立刻走过来，凑近他，在众警察的簇拥中，来了个深情吻别。女人始终冷静，不多话，风度翩翩。

 

载着酒驾司机的警车先开走。女人坐进奔驰，大狗也跳了进去，她甩甩长发，打着火，箭一般离去，轮胎嘎嘎作响。其他警车也纷纷开走，加油站安静下来，漆黑一片。

 

醉酒驾车的人要在警局拘禁24小时，罚款另算。

 

加油站在火灾之后，进行了改造。四个加油机换成了三四十年代的老款式，只是摆设，不能加油。原来收款卖东西的商店，变成修车厂的车间，经常有劳斯莱斯一类的顶级豪车停在这里。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找我，走时车出了毛病，去他们那里修，他们居然不收，说只修豪车。后来阿城搬到我隔壁，因为爱车，常和他们打交道，说是一帮子亚美尼亚人。

阿城在湖街公寓外，1994，倪军摄（后面的山曾起山火）

 

怀旧的加油机吸引了好莱坞，不时有摄制组来这里拍电影或拍广告。好莱坞的摄制组都很庞大，工作人员众多，集装箱大卡车最少三四辆，有的装器材，有的装服装道具，还有专门装载食品的：水果、面包、点心、冰激凌，应有尽有。

 

1993年10月，洛杉矶多地发生山火。一天早晨6点多，我在梦中被电话铃炒醒了，是朋友尹朴的父亲打来的，他清晨散步，见我家那个方向浓烟滚滚。我们两家相隔十余英里，很远，黑烟遮住了天空，料想火势不小，所以赶紧提醒我。我起来一看，北面的山果然烧了起来，黑色的烟灰从天上大雪般飘落，已在我的车上积了一层。据报道，这场大火是由一个无家可归者在山中点火取暖引发的，警方已经找到了他，是个华裔。这场大火有两个例外，一是一般洛杉矶的山火都是树木自燃，极少是人为造成；二是华裔个个勤奋自强，流浪汉非常罕见。

 

正是在这个月，顾城在新西兰杀妻自杀，成了世界性新闻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记者不知从哪儿找到了我的电话，深夜从北京打来要采访我。我坚决拒绝了。他软磨硬泡看不行，忽然想起了洛杉矶火灾，“您家附近着火了吗？”“着了。”“采访您这个行吗？”“行。准备好录音我说了啊——现在火势正盛，从我家往北的第三个红绿灯，已经被警察封锁，除非是那里的居民，其他人一律不准通行……”

 

不久，端午大师来洛杉矶，给我批了个八字，说我命中缺火，因此要穿红衣戴红帽开红车，宜于从事与“火”相关的工作，电影就属火。我在湖街住了没多久，竟经历了两场大火，照端午的说法推衍，这不正是旺我的地方吗？后来我果然“触电”了，在两部大片中演了两个小小小角儿，一个是狱卒甲，一个是人贩子。还写了不止一部电影剧本和不止一部小说，其中一部小说被我拍成电视剧。

 

3.

 

那些年，已数不清有多少朋友来湖街我家住过。凡北京的哥们儿，一律炸酱面伺候。事实上，基本都是北京人。

 

我虽然从小就会炸酱，但论手艺，是到了美国才有那么点儿意思。这是因为思乡。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入乡随俗、美国化，只有胃口永远变不了。小时候吃惯窝头的，让他顿顿吃面包，吃不了一星期就得吐。我在炸酱面里尝到了故乡的味道。对故乡的执念，使我把精力投射在炸酱面上，手艺就提高了。

 

当时，华人超市里的酱大多是南方的，只有一种台湾产的黄酱和甜面酱是北方口味，最正宗。我把黄酱甜面酱混在一起，找到最佳比例2：1。做法是：先将油烧热，葱切碎，在油里炸出香味儿来，然后大火炒肉丁或肉沫，加料酒和少许盐，最后按比例放两种酱，用文火慢慢熬，以不糊锅为原则，熬的时间越长越香。起锅前，放入大量切碎的生蒜，香气喷薄而出。

 

食之者没有一个不大呼过瘾的。

 

有一年陈小东和守林来，先在我这儿住一夜，然后奔拉斯维加斯。到他们回来的那天，我想搞丰盛些，做了炒豆腐和排骨焖豆角，当锅里飘出豆角的香味时，他们破门而入。守林进来就问：“做什么呢？”“排骨豆角，香不香？”守林说：“不吃不吃！我要吃炸酱面！”“没有啊。”“我们来那天的不是没吃完吗？”“剩了五天，不好吃了。”“剩的我也吃！”说着自己动手从冰箱里把剩酱拿了出来，又四处找干面条。

 

小年是我的大学研究生学兄，当时在美国东部的一所私立大学当教授。在北京时他家住复兴门汽车局宿舍，我去过。有一次他来洛杉矶，我照样煮了面条。我家吃面用白瓷大海碗，别人都是捧着碗啼哩吐鲁，可小年呢，用筷子头夹起面条，一根一根吃。我一看就不对劲儿，故意问他：“你丫是北京人吗？”小年笑了，说：“阿拉上海人。”原来，他是在上海出生的，5岁时全家搬到北京，几十年来，家里一直保持着南方人的习惯。由此我意识到，虽然都是北京人，“南方移民”和“北方移民”的家庭，有相当差异，越是精细的地方越不一样。

 

北岛的情形与许小年类似，他对炸酱面也不是多感兴趣，他父母是浙江人。但他能做一手好菜。豆豉清蒸鲢鱼，就是他教我的：买来活鱼，将炒好的豆豉浇在上面，上锅蒸，几分钟就好了，又简单又好吃。

我和北岛（右），旧金山，九十年代

 

九十年代，北岛就是一个周游全世界的行吟诗人，几年内睡过一百多张床。他是在我家住过次数最多的客人，但每次都很短。当时他每天凌晨三四点就醒了，起来工作几小时，还能再睡。

 

有一次我们俩去看成龙电影《红番区》，我笑点低，不断高声大笑。北岛制止了我好几次，说：“你小点儿声啊！”还有一次逛购物中心，我穿了一件褐色猎装上衣，是又厚又硬的帆布作的，地道的打猎人的装备，与环境的确不协调。北岛一个劲批评我，说太难看，让我买件西装换上。我不听。他走进服装店强行给我选衣服，说送我一件。这我可就不好意思了，只好自己买了一件，当场换下猎装。坐滚梯上楼时，一个墨西哥妇女站在我们后面，叽里呱啦冲我们说话，我们听不懂，她指指我的左衣袖，我抬胳膊一看，商品标签还挂在袖子上呢，滴里当啷一大串。这回该我批评北岛了：“你丫让我漏这么大怯，你好意思吗？”中午约了胡金铨吃饭，胡导演一见我就乐了，说：“嗬！扮上了啊！”我不爱穿西服，这件衣服没穿过几次，到现在还像新的。

 

芒克和唐晓渡来的那年，我的朋友山姆刚买了个房子，空着，只有他公司一个员工住，是越南华侨。山姆好客爱热闹，让我安排芒克去那里住。我每天一早接上他们出去玩儿，下午送回来。晚上高朋满座，有芒克的崇拜者，也有阿城、原凯、山姆、“越南人”和其他朋友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，谈笑至午夜。有时候是在外面唱完卡拉OK，回来再接着喝。

 

晓渡是个正人君子，话不多，酒量深不见底。老芒克像爱诗一样爱酒，阿城概括他喝酒的程式是“喝一口酒，点三下头，然后说‘不错、不错’。”他走遍世界，到哪里都只说中文。我陪他一起去过洗衣店，老板是韩国人，他把牛仔裤往柜台上一放，指着上面的污渍说：“你看啊，这地方脏了，得好好洗洗，其他倒没什么。谢谢！”韩国老板带着惊奇的微笑，连连点头。进商店，营业员都纷纷打招呼，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老芒克目视对方，用中文回答：“谢谢！我们就随便看看，谢谢！”她们似乎都懂了，再不会上前打扰。孟悦告诉我：有一次他们在瑞典开会，一个瑞典人是芒克的粉丝，拉着孟悦当翻译，跟芒克交谈。中间孟悦要去洗手间，急急忙忙地跑去，急急忙忙地跑回，生怕那二人冷场。可当她回到现场，只见芒克与年轻女粉丝一个说中文一个讲英文，聊得热火朝天，比她隔在中间当翻译，要顺畅得多了。

右起：唐晓渡、芒克、我，圣莫妮卡海滩，九十年代

 

芒克有感染力，在那儿住了几天，把“越南人”教化得上了个大台阶。“越南人”会说粤语，但讲国语很困难，词汇简单，还大舌头。他从芒克那儿学了一个词“刺激”，觉得很好使，经常挂在嘴边，但说出来，就成了“记鸡”，比如酒烈好喝，他就说“好记鸡”。山姆是台湾人，对大陆了解不多，更与诗无缘，接触了芒克，被迷住了，以为所有诗人都像芒克这么好玩儿。

 

4.

 

小淀夫妇与姜文是1997年3月来的，以此为界线，我在湖街的日子划分成前后两段。前半段是坐地户一动不动，后半段经常回国。

 

小淀夫妇住主卧。我让姜文住客房，我在客厅睡沙发或打地铺。他说什么也不肯，坚持自己睡在客厅，还开玩笑说：“我就要让别人看看，我到顾晓阳家，他就让我睡地铺！”我只好很过意不去地睡在了客房。

 

自然还是炸酱面招待。有一天中午我们刚吃完，来了个他们认识的北京女孩，进门就吵吵：“啊？你们怎么都吃了？我还饿着呢！”我说：“别急呀，再下面不就得了吗？”她一个人捧着大碗拌面条，我们一圈人围着看。小淀说：“这可是蛔虫啊！想好了再吃。”女孩说：“我才不吝呢！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我就爱吃蛔虫！”呼呼一碗面就吃下去了，我们高声叫好。她很小就来了美国，丈夫是个白人。丈夫的父亲是美国左派，赞赏毛主席的教育方针，在儿子上高中时送他到中国东北读书，因此儿子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。

 

姜文的厨艺比我强，他做一种汤面，看着清汤寡水，吃起来极香。怎么做的、有什么配料？可能属独家之秘。最近我在他北京的家里又吃了一次，还是那么香，还是没弄明白作法。

 

一天晚上，好多人来我家，得知王朔刚好在洛杉矶。姜文一听，犯起了坏，策划了一个“愚人节”骗局。坐中有个姜文的美国朋友叫杰尔莲，曾在北京电影学院留学，他让杰尔莲假冒白宫助理，给王朔打电话。

 

“哈罗，请问王朔先生是在这里住吗？”

 

接电话的是王朔的朋友小沈。“是啊，你是哪里？”

 

“我是白宫助理辛迪。请王朔先生听电话。”

 

“白、白宫、助理？……王朔不会说英语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 

“对不起，请问你是谁？”

 

“我是王朔的朋友沈……”

 

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你的名字和姓？出生日期？什么职业？社会安全号码？”杰尔莲有表演天才，像极了美国一板一眼严谨冷漠高度专业的女秘书腔调。

 

小沈报出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后，杰尔莲还假装要核实身份，让他别放电话等着。然后她用手捂住话筒，冲我们眨眼睛。我们早就笑翻了。

 

“哈罗，沈先生，”她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奉命通知你，克林顿总统现在在洛杉矶，他要会见王朔先生。”

 

“克、克……在哪儿会见？”

 

“到你们的住所。”

 

“我们的住所！”对方几乎嚎叫起来。“什么时候？”

 

“一个小时以内。从现在起，在你们住所的周围，会出现一些可疑的车辆和人员，请不要担心，那是特勤局在排除安全隐患……”

 

当杰尔莲要挂电话时，小沈赶忙拦住了。

 

“喂，喂，等一下！王朔先生不会英语，我能不能也参加会见，给王朔当翻译？”

 

“我们有自己的中文翻译。”

 

“是吗？可我更了解王朔先生，他说的是北京方言。”

 

“稍等，我请示一下。”

 

我们大笑了一阵，答应了小沈的请求。然后涌出“客栈”，钻进每个人的车里，大概有六七辆，向王朔的住处进发。

 

他们住的是一栋独立屋，前面有院子。大概为了迎接克林顿总统，小沈把房檐上挂的圣诞节彩灯都打开了，一闪一闪的。我们把车在院子前停了一片，然后纷纷下车，蜂拥而入。

 

屋门一开，王朔笑着走了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就知道是你们丫这帮坏人！”

 

5.

姜文、我（后中），北京，2019

 

几天后，在那里办了个大party，有二三十人。后院很大，有个游泳池，人们聚集在后院，喝酒聊天吃烤肉。

 

姜文告诉我：他和王朔第一次见面是约在北京饭店，那时王朔才三十上下，名声鹊起，红遍全国。他到得晚了些，只见一个小孩儿双臂支在北京饭店外的栏杆上张望，就是王朔。他说王朔腼腆、仗义、很单纯，“是个人物儿”。

 

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坐在一张桌子前，正聊得热闹，忽听游泳池那边噗通一声，有人掉进去了。大家一片忙乱，把落水者拽了上来，裹上大浴巾，原来是老朋友小张。小张后来告诉我：她大部分人都不认识，又喜欢安静，所以独自一人站在泳池边上吃东西。一位热情的大姐端着烤肉跑过来，要她吃。她说吃饱了，但大姐的热情带有强制性，非要她拿一块。她一边说谢谢不要谢谢不要一边往后退，大姐却举着烤肉盘子步步进逼，结果一脚踏空掉进游泳池。

 

一天晚上，我和姜文、小穆、俞飞鸿等在我家喝酒聊天。9点多，王朔和导演张元来了。我本来就已经喝多了，人一多一热闹，喝得更多，说了不少胡话。站起来去卫生间，脚底下拌蒜。进了卫生间想洗把脸，一个没扶稳，整个人栽倒在澡盆里，后脑勺碰在墙壁上，咚地一声大响。幸亏墙是木板，没磕出什么事来。小穆听见响声，急忙跑来救援，把我从澡盆里搀了出来……

 

今天回想，这都是些多么令人嫉妒的青春荒唐事啊。

 

“湖街客栈”，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称呼，这是我在写此文时才想出来的。多少朋友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，在此与我短暂交集，彼此在对方身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，看起来微不足道，而且大部分已在记忆中完全湮灭了。但它们并没有真的消失。我们的生命，就是由这些大部分被遗忘的点点滴滴组成的。因此我格外珍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