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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晓阳 :我的洛杉矶“湖街客栈”

1.
 
我在东洛杉矶的湖街(Lake Ave.)上住了十三年。那是一个带两间卧室的公寓,西窗外的湖街有四条车道,很宽阔,是条长长的坡道。往北再过六七个红绿灯,就是山。往南过了210高速路,有科罗拉多大道,热闹繁华的帕萨迪纳“老城”商业区就在这条大道上。
 
刚住没多久,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。1992年洛杉矶南区暴动,非裔攻打韩国人社区,使整个大洛杉矶地区扰攘不安。我们这里离南区很远,比较安静,只有南方的天空乌涂涂的,那是建筑物燃烧腾起的黑烟所致。我每天在家看电视新闻,就像看剧情片,十分过瘾。韩国人都武装了起来,腰上别着手枪,许多人上了屋顶占据制高点,提的是长枪,见黑人就搂火儿。“誓死保卫家园”,对高丽棒子来说绝不是打口炮。中国人就胆儿小多了,唐人街离南区不远,许多商店餐馆被洗劫,人早跑光了,连个影子也见不到。墨西哥人趁火打劫的多,人家双方拨火交战方酣,他们跑到商店里去抢东西,我印象深的是一个老哥从商店里抱着一摞耐克鞋出来,对着镜头笑成了花。还有一位抢轮胎,他不是把新轮胎搬了走,而是将自己的破车停在商店前,用千斤顶支起底盘,拆下旧的装新的,像度假一样安闲镇定。据说,暴乱平息后,警察根据电视新闻很快找到了这小子,抓进监狱,那可是证据十足啊!
 
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,吃了碗面条。吃完,到厨房去刷碗。厨房的北窗外就是一个加油站,我一抬头,只见加油站烈焰熊熊、碎玻璃噼啪作响。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这么大的火,我是第一次,真有点惊心动魄,而且加油站起火,是会爆炸的。当时我妈妈在。我跑到客厅,脑袋里只有一件事:找到护照,马上逃!
 
此前可能已经有人报警了。我刚对我妈说着火了,一个高大的警察就破门而入,急切地对我们说:“走!走!快走!……”我低着头转腰子,嘴里只念叨一个词:“护照!护照!……”猝临危局,我的潜意识居然把个人身份证明当成最重要的,很有意思。警察急得对我大吼。所幸护照很快找到了,警察保护着我们下了楼,让我们坐进警车里,然后迅速驶离火灾现场。向南开了大约半英里,停在路边,警察说这里是安全的,你们就在车里坐着吧。从这儿,仍能看到大火冲天。
 
消防车来得晚了些,有四五辆,很快就把火扑灭了,我们最担心的爆炸没有发生。这是在暴动的末期,如果再早几天,正值高潮期间,警力和消防十分吃紧,真不一定能及时赶到。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,后来是否破案就不知道了。
 
暴动平息不久,有一天我去城中心办事,只见各主要街道的路口,仍然停着国民兵的装甲车,穿迷彩服的民兵端着枪,逡巡在四周,一派战时景象。
 
2.
刚搬进来的湖街公寓(阿城摄)
 
1993年9月顾城谢烨夫妇在我这儿住时,目睹了一次“醉驾事件”。
 
一天晚饭后我们仨出去散步,走在街上,忽听身后传来隆隆的音乐声,像有一支庞大的乐队由远而近。回头一看,是一辆奔驰敞篷车,后座拆除,装了两个巨大的音箱,声音就是从那里传出的。司机是个30多岁的白人男子,车开得忽快忽慢,画着大S形向前驶去。
 
十几分钟后我们走到家门口,只见加油站停了五辆警车,车顶大灯贼亮,都射向一个中心点,就是那辆奔驰敞篷车。司机已经被警察控制了,车上音箱像两块黑色巨石冰冷沉默。司机说着胡话,警察都不理他,仨一群俩一伙在聊天,比较放松。有一个警官用公用电话在通话。
 
不一会儿,一个女人牵着一条大洋狗走来了,金发碧眼、短背心、短裤,很年轻,非常漂亮,像个模特。她应该是司机的太太或女友,被警察通知来取车的。这么快就能步行过来,说明家在附近。一个警官跟她交谈了几句,然后把司机双手反背,戴上手铐,打开警车的左后门。在按住他的脑袋往车里塞时,他忽然挣扎了一下。女人一见,立刻走过来,凑近他,在众警察的簇拥中,来了个深情吻别。女人始终冷静,不多话,风度翩翩。
 
载着酒驾司机的警车先开走。女人坐进奔驰,大狗也跳了进去,她甩甩长发,打着火,箭一般离去,轮胎嘎嘎作响。其他警车也纷纷开走,加油站安静下来,漆黑一片。
 
醉酒驾车的人要在警局拘禁24小时,罚款另算。
 
加油站在火灾之后,进行了改造。四个加油机换成了三四十年代的老款式,只是摆设,不能加油。原来收款卖东西的商店,变成修车厂的车间,经常有劳斯莱斯一类的顶级豪车停在这里。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找我,走时车出了毛病,去他们那里修,他们居然不收,说只修豪车。后来阿城搬到我隔壁,因为爱车,常和他们打交道,说是一帮子亚美尼亚人。
阿城在湖街公寓外,1994,倪军摄(后面的山曾起山火)
 
怀旧的加油机吸引了好莱坞,不时有摄制组来这里拍电影或拍广告。好莱坞的摄制组都很庞大,工作人员众多,集装箱大卡车最少三四辆,有的装器材,有的装服装道具,还有专门装载食品的:水果、面包、点心、冰激凌,应有尽有。
 
1993年10月,洛杉矶多地发生山火。一天早晨6点多,我在梦中被电话铃炒醒了,是朋友尹朴的父亲打来的,他清晨散步,见我家那个方向浓烟滚滚。我们两家相隔十余英里,很远,黑烟遮住了天空,料想火势不小,所以赶紧提醒我。我起来一看,北面的山果然烧了起来,黑色的烟灰从天上大雪般飘落,已在我的车上积了一层。据报道,这场大火是由一个无家可归者在山中点火取暖引发的,警方已经找到了他,是个华裔。这场大火有两个例外,一是一般洛杉矶的山火都是树木自燃,极少是人为造成;二是华裔个个勤奋自强,流浪汉非常罕见。
 
正是在这个月,顾城在新西兰杀妻自杀,成了世界性新闻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记者不知从哪儿找到了我的电话,深夜从北京打来要采访我。我坚决拒绝了。他软磨硬泡看不行,忽然想起了洛杉矶火灾,“您家附近着火了吗?”“着了。”“采访您这个行吗?”“行。准备好录音我说了啊——现在火势正盛,从我家往北的第三个红绿灯,已经被警察封锁,除非是那里的居民,其他人一律不准通行……”
 
不久,端午大师来洛杉矶,给我批了个八字,说我命中缺火,因此要穿红衣戴红帽开红车,宜于从事与“火”相关的工作,电影就属火。我在湖街住了没多久,竟经历了两场大火,照端午的说法推衍,这不正是旺我的地方吗?后来我果然“触电”了,在两部大片中演了两个小小小角儿,一个是狱卒甲,一个是人贩子。还写了不止一部电影剧本和不止一部小说,其中一部小说被我拍成电视剧。
 
3.
 
那些年,已数不清有多少朋友来湖街我家住过。凡北京的哥们儿,一律炸酱面伺候。事实上,基本都是北京人。
 
我虽然从小就会炸酱,但论手艺,是到了美国才有那么点儿意思。这是因为思乡。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入乡随俗、美国化,只有胃口永远变不了。小时候吃惯窝头的,让他顿顿吃面包,吃不了一星期就得吐。我在炸酱面里尝到了故乡的味道。对故乡的执念,使我把精力投射在炸酱面上,手艺就提高了。
 
当时,华人超市里的酱大多是南方的,只有一种台湾产的黄酱和甜面酱是北方口味,最正宗。我把黄酱甜面酱混在一起,找到最佳比例2:1。做法是:先将油烧热,葱切碎,在油里炸出香味儿来,然后大火炒肉丁或肉沫,加料酒和少许盐,最后按比例放两种酱,用文火慢慢熬,以不糊锅为原则,熬的时间越长越香。起锅前,放入大量切碎的生蒜,香气喷薄而出。
 
食之者没有一个不大呼过瘾的。
 
有一年陈小东和守林来,先在我这儿住一夜,然后奔拉斯维加斯。到他们回来的那天,我想搞丰盛些,做了炒豆腐和排骨焖豆角,当锅里飘出豆角的香味时,他们破门而入。守林进来就问:“做什么呢?”“排骨豆角,香不香?”守林说:“不吃不吃!我要吃炸酱面!”“没有啊。”“我们来那天的不是没吃完吗?”“剩了五天,不好吃了。”“剩的我也吃!”说着自己动手从冰箱里把剩酱拿了出来,又四处找干面条。
 
小年是我的大学研究生学兄,当时在美国东部的一所私立大学当教授。在北京时他家住复兴门汽车局宿舍,我去过。有一次他来洛杉矶,我照样煮了面条。我家吃面用白瓷大海碗,别人都是捧着碗啼哩吐鲁,可小年呢,用筷子头夹起面条,一根一根吃。我一看就不对劲儿,故意问他:“你丫是北京人吗?”小年笑了,说:“阿拉上海人。”原来,他是在上海出生的,5岁时全家搬到北京,几十年来,家里一直保持着南方人的习惯。由此我意识到,虽然都是北京人,“南方移民”和“北方移民”的家庭,有相当差异,越是精细的地方越不一样。
 
北岛的情形与许小年类似,他对炸酱面也不是多感兴趣,他父母是浙江人。但他能做一手好菜。豆豉清蒸鲢鱼,就是他教我的:买来活鱼,将炒好的豆豉浇在上面,上锅蒸,几分钟就好了,又简单又好吃。
我和北岛(右),旧金山,九十年代
 
九十年代,北岛就是一个周游全世界的行吟诗人,几年内睡过一百多张床。他是在我家住过次数最多的客人,但每次都很短。当时他每天凌晨三四点就醒了,起来工作几小时,还能再睡。
 
有一次我们俩去看成龙电影《红番区》,我笑点低,不断高声大笑。北岛制止了我好几次,说:“你小点儿声啊!”还有一次逛购物中心,我穿了一件褐色猎装上衣,是又厚又硬的帆布作的,地道的打猎人的装备,与环境的确不协调。北岛一个劲批评我,说太难看,让我买件西装换上。我不听。他走进服装店强行给我选衣服,说送我一件。这我可就不好意思了,只好自己买了一件,当场换下猎装。坐滚梯上楼时,一个墨西哥妇女站在我们后面,叽里呱啦冲我们说话,我们听不懂,她指指我的左衣袖,我抬胳膊一看,商品标签还挂在袖子上呢,滴里当啷一大串。这回该我批评北岛了:“你丫让我漏这么大怯,你好意思吗?”中午约了胡金铨吃饭,胡导演一见我就乐了,说:“嗬!扮上了啊!”我不爱穿西服,这件衣服没穿过几次,到现在还像新的。
 
芒克和唐晓渡来的那年,我的朋友山姆刚买了个房子,空着,只有他公司一个员工住,是越南华侨。山姆好客爱热闹,让我安排芒克去那里住。我每天一早接上他们出去玩儿,下午送回来。晚上高朋满座,有芒克的崇拜者,也有阿城、原凯、山姆、“越南人”和其他朋友,大块吃肉大碗喝酒,谈笑至午夜。有时候是在外面唱完卡拉OK,回来再接着喝。
 
晓渡是个正人君子,话不多,酒量深不见底。老芒克像爱诗一样爱酒,阿城概括他喝酒的程式是“喝一口酒,点三下头,然后说‘不错、不错’。”他走遍世界,到哪里都只说中文。我陪他一起去过洗衣店,老板是韩国人,他把牛仔裤往柜台上一放,指着上面的污渍说:“你看啊,这地方脏了,得好好洗洗,其他倒没什么。谢谢!”韩国老板带着惊奇的微笑,连连点头。进商店,营业员都纷纷打招呼,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?老芒克目视对方,用中文回答:“谢谢!我们就随便看看,谢谢!”她们似乎都懂了,再不会上前打扰。孟悦告诉我:有一次他们在瑞典开会,一个瑞典人是芒克的粉丝,拉着孟悦当翻译,跟芒克交谈。中间孟悦要去洗手间,急急忙忙地跑去,急急忙忙地跑回,生怕那二人冷场。可当她回到现场,只见芒克与年轻女粉丝一个说中文一个讲英文,聊得热火朝天,比她隔在中间当翻译,要顺畅得多了。
右起:唐晓渡、芒克、我,圣莫妮卡海滩,九十年代
 
芒克有感染力,在那儿住了几天,把“越南人”教化得上了个大台阶。“越南人”会说粤语,但讲国语很困难,词汇简单,还大舌头。他从芒克那儿学了一个词“刺激”,觉得很好使,经常挂在嘴边,但说出来,就成了“记鸡”,比如酒烈好喝,他就说“好记鸡”。山姆是台湾人,对大陆了解不多,更与诗无缘,接触了芒克,被迷住了,以为所有诗人都像芒克这么好玩儿。
 
4.
 
小淀夫妇与姜文是1997年3月来的,以此为界线,我在湖街的日子划分成前后两段。前半段是坐地户一动不动,后半段经常回国。
 
小淀夫妇住主卧。我让姜文住客房,我在客厅睡沙发或打地铺。他说什么也不肯,坚持自己睡在客厅,还开玩笑说:“我就要让别人看看,我到顾晓阳家,他就让我睡地铺!”我只好很过意不去地睡在了客房。
 
自然还是炸酱面招待。有一天中午我们刚吃完,来了个他们认识的北京女孩,进门就吵吵:“啊?你们怎么都吃了?我还饿着呢!”我说:“别急呀,再下面不就得了吗?”她一个人捧着大碗拌面条,我们一圈人围着看。小淀说:“这可是蛔虫啊!想好了再吃。”女孩说:“我才不吝呢!你爱说什么说什么,我就爱吃蛔虫!”呼呼一碗面就吃下去了,我们高声叫好。她很小就来了美国,丈夫是个白人。丈夫的父亲是美国左派,赞赏毛主席的教育方针,在儿子上高中时送他到中国东北读书,因此儿子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。
 
姜文的厨艺比我强,他做一种汤面,看着清汤寡水,吃起来极香。怎么做的、有什么配料?可能属独家之秘。最近我在他北京的家里又吃了一次,还是那么香,还是没弄明白作法。
 
一天晚上,好多人来我家,得知王朔刚好在洛杉矶。姜文一听,犯起了坏,策划了一个“愚人节”骗局。坐中有个姜文的美国朋友叫杰尔莲,曾在北京电影学院留学,他让杰尔莲假冒白宫助理,给王朔打电话。
 
“哈罗,请问王朔先生是在这里住吗?”
 
接电话的是王朔的朋友小沈。“是啊,你是哪里?”
 
“我是白宫助理辛迪。请王朔先生听电话。”
 
“白、白宫、助理?……王朔不会说英语,你有什么事?”
 
“对不起,请问你是谁?”
 
“我是王朔的朋友沈……”
 
“你是从哪里来的?你的名字和姓?出生日期?什么职业?社会安全号码?”杰尔莲有表演天才,像极了美国一板一眼严谨冷漠高度专业的女秘书腔调。
 
小沈报出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后,杰尔莲还假装要核实身份,让他别放电话等着。然后她用手捂住话筒,冲我们眨眼睛。我们早就笑翻了。
 
“哈罗,沈先生,”她一本正经地说,“我奉命通知你,克林顿总统现在在洛杉矶,他要会见王朔先生。”
 
“克、克……在哪儿会见?”
 
“到你们的住所。”
 
“我们的住所!”对方几乎嚎叫起来。“什么时候?”
 
“一个小时以内。从现在起,在你们住所的周围,会出现一些可疑的车辆和人员,请不要担心,那是特勤局在排除安全隐患……”
 
当杰尔莲要挂电话时,小沈赶忙拦住了。
 
“喂,喂,等一下!王朔先生不会英语,我能不能也参加会见,给王朔当翻译?”
 
“我们有自己的中文翻译。”
 
“是吗?可我更了解王朔先生,他说的是北京方言。”
 
“稍等,我请示一下。”
 
我们大笑了一阵,答应了小沈的请求。然后涌出“客栈”,钻进每个人的车里,大概有六七辆,向王朔的住处进发。
 
他们住的是一栋独立屋,前面有院子。大概为了迎接克林顿总统,小沈把房檐上挂的圣诞节彩灯都打开了,一闪一闪的。我们把车在院子前停了一片,然后纷纷下车,蜂拥而入。
 
屋门一开,王朔笑着走了出来,大声说道:“我就知道是你们丫这帮坏人!”
 
5.
姜文、我(后中),北京,2019
 
几天后,在那里办了个大party,有二三十人。后院很大,有个游泳池,人们聚集在后院,喝酒聊天吃烤肉。
 
姜文告诉我:他和王朔第一次见面是约在北京饭店,那时王朔才三十上下,名声鹊起,红遍全国。他到得晚了些,只见一个小孩儿双臂支在北京饭店外的栏杆上张望,就是王朔。他说王朔腼腆、仗义、很单纯,“是个人物儿”。
 
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坐在一张桌子前,正聊得热闹,忽听游泳池那边噗通一声,有人掉进去了。大家一片忙乱,把落水者拽了上来,裹上大浴巾,原来是老朋友小张。小张后来告诉我:她大部分人都不认识,又喜欢安静,所以独自一人站在泳池边上吃东西。一位热情的大姐端着烤肉跑过来,要她吃。她说吃饱了,但大姐的热情带有强制性,非要她拿一块。她一边说谢谢不要谢谢不要一边往后退,大姐却举着烤肉盘子步步进逼,结果一脚踏空掉进游泳池。
 
一天晚上,我和姜文、小穆、俞飞鸿等在我家喝酒聊天。9点多,王朔和导演张元来了。我本来就已经喝多了,人一多一热闹,喝得更多,说了不少胡话。站起来去卫生间,脚底下拌蒜。进了卫生间想洗把脸,一个没扶稳,整个人栽倒在澡盆里,后脑勺碰在墙壁上,咚地一声大响。幸亏墙是木板,没磕出什么事来。小穆听见响声,急忙跑来救援,把我从澡盆里搀了出来……
 
今天回想,这都是些多么令人嫉妒的青春荒唐事啊。
 
“湖街客栈”,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称呼,这是我在写此文时才想出来的。多少朋友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,在此与我短暂交集,彼此在对方身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,看起来微不足道,而且大部分已在记忆中完全湮灭了。但它们并没有真的消失。我们的生命,就是由这些大部分被遗忘的点点滴滴组成的。因此我格外珍惜。
 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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