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

 

朱子永远是一身熨得妥妥帖帖的蓝色中山装，铮亮的三接头牛皮鞋，春秋季一件米黄色风衣搭在手臂上，没见他穿过。这派头不像大学生，倒像是大学校长。小分头梳得齐刷刷，那是在“四联”剪的，四联儿是当时北京最贵的理发店，在金鱼胡同西口路北。有一天我们同寝室的小孙拿来一把推子，说他会理发。朱子说：“是吗？你给我推推。”我们都在旁边围观。推了一会儿，朱子摸摸推过的地方：“这儿，这儿再给我去点儿。”“哪儿啊？”“就这儿。”“这儿挺好的。”“你再推推。”小孙只好给他推。又过一会，朱子又摸另外的地方，又让“再推推”。小孙急了：“你他妈又看不见，你怎么知道这儿就该推呀！”“一摸还摸不出来吗？让你推你就推！”返来复去，俩人都白了脸。后来我们据此新创了一个歇后语，叫做“小孙给朱子剃头——谁都不尿谁。”

 

朱子看书专看内容简介和小册子，掌握了大量知识。一次我们去潭柘寺，碰到刘海粟在画写生，夫人站在他身旁，当年潭柘寺游人极少。我们围上看，朱子上前一步，说：“刘先生，您是中国第一个画裸体的，您把人体引进了中国。”众人一片喝彩。那时刘海粟重新出山才没几年，不像现在妇孺皆知，更不知道这个画家是怎么回事。朱子一语点出了刘海粟的历史地位。从此，他落下了个“小册子派”的美名。

 

相比之下我就差远了。有一次当代文学课组织我们去人艺看《茶馆》，幕间休息时，在大厅里看见了萧军。萧军遭雪藏20多年刚露面，被文艺界称为“出土文物”，名气很大。同学们围上他，还是朱子主聊，评论、提问无不得体。萧军矮个子，叼着烟斗，答话简洁。我挤过去，接上他的话说：“萧老高见！萧老高见！”萧军连眼皮都没抬。过后，同寝室的小流氓们着实把我嘲笑了一番，我也觉着自己够傻的。真是“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”啊！再后，不论遇到什么名人我都拔腿就溜，一句话不说。

 

毕业前，我们几个定了个计划，要吃遍京城的饭馆。那时，北京的饭馆零零星星就那么几家，实施计划并不难。有一次先在我家集合，然后去前门饭店。刚要走，外系的痞子大熊来了，也跟着一起去。前门饭店的川菜当时非常不错。吃完一算账，每人出1块多。大熊摸摸兜，只找出了5毛钱：“对不起啊，我没带那么多。”朱子拈起5毛钱票子，用《水浒传》的修辞说道：“武松将那二两碎银子，丢还给李忠！”说着两根手指一弹，把票子弹回到大熊跟前。

 

毕业后朱子在铁路口工作。一天我去北京站接人，在广场上远远看见一个人迎面走来，他一身蓝色中山装，右手提着一个大铜火锅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“朱子，这是从哪儿回来呀？”朱子举起铜火锅晃晃：“大同开个什么鸟儿会，一人发一锅子。哥们儿就是奔这锅子去的。”

 

2.

 

王小波在人大念书的时候，也是一身儿蓝，但脏了吧唧，长头发油腻不洗，大长腿蹬一辆破自行车。我是听他家的世交李家兄弟经常提他，我考上人大后，李家兄弟告诉我：“小波也考上人大了。”记得大兴还跟我说：“小波写小说呢。”“写的什么？”“从水里钻出一个妖怪之类的……”说完嘿嘿直笑。但王小波不活跃，学校里认识他的人不多。

 

跟他外在的这种风格有一拼的，是南风。南风是经济系一怪，全校闻名。传说他每穿脏一双袜子，就往床底下一扔，换双干净的，等干净袜子都穿完了，再从床底下的脏袜子中挑不那么脏的穿。一件背心，买来就穿在身上，直到穿烂了才脱下来扔掉，中间并不换洗。上体育课时，男生穿的跨栏背心都是两条背带，他的只剩了一条，另一条耷拉着。

 

有一次上课讲黑格尔，老师没来（或其他原因，忘了），他上去讲，讲得头头是道，把同学都听傻了。他早在农村插队时就研究黑格尔，大学里教的这点儿东西，他根本用不着学。因此，他很少上课。反而是别的系有什么他感兴趣的课，倒时不时去听听。

 

他哥哥南生也是人大同届生，跟他不在同一个系。我是先认识南生，他介绍我认识了南风。结果自此以后，我跟哥哥基本上就没来往了，反而与弟弟嘻嘻哈哈摽在一起。这哥俩之所以在学校有名，学识之外，主要是他俩都参加了被视为高层智囊的“农村问题研究小组”，在中国改革发轫之初，就深度介入其中。同是干的经邦济世的大业，哥哥南生使命感重，好像“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”挑在肩头，话题宏大深沉。而弟弟南风，据我看，纯粹的研究兴趣是他的根儿，对一切事物必欲穷究其理的探索欲，推动他做这做那，外在事功，倒在其次。所以他那副不修边幅、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很对我的口味。

 

我拍的电视剧《花开也有声》里，男主人公有一个偶像，是胡同的邻居、一位四中的高材生，他每次去高材生家都像踏进圣殿，总是恭恭敬敬地向高材生请教人生问题。我在洛杉矶的朋友中迅看完电视剧后对我说：“我小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偶像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就是你的同学南生南风二兄弟！当时我们都住和平里，一进他们家，墙上都是自己用木板钉的书架，堆满了书……哇！那感觉，跟电视剧里一模一样。”

 

朱子给南风起了个外号，叫“白子”，我们也都以此相称。毕业后我们同寝室的几个人搞了个学习小组，计划每月研讨一个问题，但没几次，研讨的问题就变成了诸如“为什么朱子做香酥鸡时老炸鸡屁股？”之类的。白子来过一次，那时他是体改所社会室主任，随着改革深入，他的研究也从农村转向了城市。他给我们讲了“科层结构”，讲深了我们也不懂，他举了一个调查得来的例子：北京的保姆安徽无为人最多，这些人已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严密网络，刚从无为来北京的，先在普通人家当保姆，如果表现好，会把她介绍到处长家，处长家干得好，再介绍到局长家、部长家，层层往上升。进不去这个网络，别想找到工作，干砸了什么事，会受到处罚。大家听得很新奇，朱子赞叹说：“白子又深沉了！”

 

后来我与白子失联多年。再见到，别的都没变，外表却大不一样了：浑身收拾得清清爽爽，衣装不仅干净整洁，还搭配得挺有品位。这可是不简单！

 

3.

 

老刘是法律系的，我们在同一个日语班，座位挨着。他岁数大，不愿意在课堂上站起来说日语，偏偏老师经常爱点他的名。估计老刘一肚子不高兴。每次上课时，全体起立，老师用日语说“同学们早上好！”我们则集体回答“森赛（老师），早上好！”有一天我忽然听到老刘嘴里说的是：“孙贼，早上好！”我噗嗤一下就笑了，扭头小声质问：“老刘你丫说什么哪？”老刘回我一笑。

 

老刘什么都看不惯，爱说怪话。人民大学的校牌、徽章原来用的是美术体字，复校后，成仿吾当了校长，请华主席给题校名，校牌徽章都换成了华写的“颜体”。一天去学校我正好跟老刘坐同一辆公交车，到站下车往马路对面的校门走时，老刘指着校牌说：“你看看，这叫什么？还颜体？就是几个蚂蚱趴在牌子上！”把我给乐的，直拍老刘肩膀。太喜欢老刘了！我也爱胡说八道，但没人家说得精彩。

我跟法律系的好多同学都熟悉，他们各有各的特点。小洋写诗，而且一直写了几十年。他为人特别朴实，在不喜不怒的外表下，有一颗滚烫的心。但一喝酒，滚烫的就是脸了，而且变了个人。我从美国回来后第一次见面，都喝大了，分手时在大街上互相抱着紧紧贴脸，其他同学强行把我们俩给拉开了。俩大老糙爷们儿这么告别，他们实在是看不下去。小洋是律师，我读过他写的一篇辩护词，真是雄辩滔滔铿锵有力。晚年我发现他热爱毛主席。北新看上去年轻，实际与老刘同岁，他永远会对人微笑，不言不语，温和谦逊。他也是律师，也爱写东西，做什么都是默默的，但做什么都出色，可惜在去年癌症离世了。

 

他们班毕业时分配的工作都非常好，北新分在中央办公厅，小洋在人大常委会，其他大都类似。我没想到老刘会选择考研究生，而且一直念到拿了法学博士。这时我才知道老刘是学者的本质。没有花多少年，他已成了某个领域的权威。

 

有一次他去洛杉矶开会，正好赶上我的朋友中迅在家办party，我就把老刘也约去了。我给朋友介绍说，老刘是中国某某领域的No.1。老刘赶紧纠正，说：“不，我是No.2，上面还有一个，70多岁了。”几年后在北京，同学一起吃饭，其中有原本跟老刘不认识的，我告诉他们老刘是某某领域的No.2。老刘又说：“No.1已经去世了。”逗得大家直笑。

 

老刘还有很多金句，比如他说：别动不动就说“组织上”、“组织上”，组织是个鬼！你说它有？在哪儿呢？看不见摸不着。说它没有吗？它又无处不在，哪儿都有个“组织上”。他的一个学生告诉我，有一次有同学问老刘：“刘教授，那个××、×××都写了那么多本书了，您比他们厉害多了，怎么不多写几本？”老刘说：“白面就是白面，棒子面儿你磨得再细它还是棒子面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