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复员回到北京时，是带着伤回来的。复员前在炊事班，有一次蒸包子，笼屉巨大，得几个人抬到大铁锅上。到了锅前，我双手抬着笼屉，背身蹬上灶台，往后挪，一脚踩进沸水翻滚的大铁锅里。当时是冬天，穿着大头皮鞋，开始还说“没事没事”，不一会，刺啦刺啦地疼，站不住了。左脚脚踝处烫出一个十厘米高、约五厘米宽的烫伤，很严重。直到回北京，还是一瘸一拐的。

　　这是1978年3月下旬，离高考还有四个月。

1.

　　我回来就是为考大学。从1966年全国取消高考，大学就瘫痪了。几年后开始小规模招生，实行“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、学校复审”的办法，实际上是政治标准第一，不管文化水平，说不上是正规的大学教育。1977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，恢复了高考，举国震动。从理论上讲，这是给了全国所有青年一个平等的机会。1978年是第二次全国统考，热度直线上升。但部队特殊，仍不能自由报名，所以我要求复员回家。

　　只有四个月时间，怎么复习？大兴的妈妈于川阿姨把我介绍到师大二附中，跟高考班一块听课。当时大兴在那儿上高中。听了几次，收获不大。回到母校126中，老师们让我上这里的高考复习班。别看126中名不见经传，高考班的老师可都是一流的。我一下就抓住了重点。

　　6月初，家里来了个陌生青年小孟，自报家门是我妈妈的朋友李亦云的儿子。他说：中央戏剧学院本月底考试，有戏剧文学系，不考数学。他是69届初中毕业去了内蒙，根本不会数学，所以想考中戏戏文系。他妈妈说我们家书多，让他来借书。我们家书虽多，跟文艺沾边的可没有。小孟悻悻而返。

　　我却感了兴趣。数学是我的最弱项，也怕考试。另外，听说有的人考试会怯场，比如一进考场手就抖，连笔都拿不住，最后只好弃考。我可以先参加一下中戏的考试，考验考验自己，获取一些经验。最后，文艺界对我来说完全陌生，凑个热闹也挺好玩儿的。于是我去报了名。

　　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。我没有复习，因为完全不知道应该复习什么。到了初试那天，进去就考，没什么负担，基本都是一些语文、政治和戏剧常识，其中有一道专业题是10分，问：你读过哪些莎士比亚的剧本？请试述其中一个的剧情概要。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，想出一个剧名《皆大欢喜》，至于剧情，一无所知。现在看，这不是白给的一道题吗？但没文化，没办法，白白丢了10分。

　　考完就不管它了，继续复习全国高考的科目。有一天和张朴到国子监首都图书馆去复习，二人都是懒汉，闲聊天为主，张朴忽然说：“哎？今天是中戏公布初试结果的日子吧？”“哦！可不是嘛！”“还不看看去？”“肯定没戏。”

　　中戏在棉花胡同，很近。我俩骑车去的。通过初试的考生的名字都用准考证号码代替，写在大字报纸上，在校门对面的墙上贴了好几张，一共400多人。我们俩分别看，忽听张朴叫起来：“晓阳，这不是你嘛！”我循声望去，眼睛都模糊了，果然是我。

　　在这几张榜的旁边，是一位落选考生写的真正的大字报，抨击学院考试舞弊的，说通过初试的400人全是走后门。我心里暗笑：至少我就不是走后门的，让我去走我也不知道后门在哪儿？

　　这次考试是文革后中戏戏文系第一次招生，全国设6个考试点，共4000多人参加。考题那么简单，还刷掉了十分之九，可见当时考生水平之低。

　　初试侥幸通过，我上心了，可离复试只有两天，怎么准备？实在摸不到头脑。

　　文学所的劳洪叔叔说：不知道莎士比亚，怎么能上戏剧学院呢？现补也来不及了，我给你讲几个莎剧的故事吧。我说：复试肯定不会再考这种题了。劳洪叔叔不是研究戏剧的，不清楚这里的门道，束手无策。

　　我妈妈的朋友徐滨阿姨知道了，说太巧了，我们楼里住着一位剧协的领导，前年地震时两家地震棚挨着，熟悉了，可以问问他。

　　于是徐滨阿姨带我去了肖家。肖叔叔是延安鲁艺出身，高高胖胖的，很和蔼。他夫人曹阿姨也在文艺口工作，以前是太岳军区文工团的，对我很亲热。肖叔叔说：戏剧学院的考试情况我不了解呀……你呀，就好好读毛主席的《讲话》。我向他借参考书，他走进书房好一会才出来，借我一本苏联的《加里宁论文艺》。

　　回到徐滨阿姨家，她女儿和平说：加里宁论文艺？这有什么用！和平是她们家族子女中的学霸，什么都懂。听了她的话，那本书我就放在她家没拿。

　　后来复试时，文艺理论一门，共5道大题（论述题），每题20分，其中3道题出自《讲话》，我都不会答。如果我当初老老实实听肖叔叔的话，把《讲话》看几遍，那就是小菜一碟。我这才明白：他虽不了解中戏的考试，却非常了解当时整个文艺界的大形势，只要沾文艺，都得围着《讲话》转。几年后我参加工作，因为在文联系统，知道了不少事，也才听说：剧协与中戏一向有矛盾，中戏在行政上也不归剧协领导，所以剧协的人不知道中戏考试的情况，是顺理成章的事。那天肖叔叔对我说的，都是实在话，并不是敷衍。至于《加里宁论文艺》，在那余悸犹存、左风势力仍盛的环境里，是安全性最高的，他不敢把“封资修”的书籍借给一个青年，而且看了封资修也帮不上这种奇葩考试。

　　我就这样绝望地参加了复试。

　　考写作那天，是在鼓楼上的楼洞子里，两头通透，穿堂风呼呼而过。作文题目《旅途上》。我正凝神构思，左后方传来吭吭唧唧的声音，扭头一看，是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发出的，他在试卷上写了标题，用的碳素墨水，标题下画了很多黑道子，手攥钢笔，蹙眉思考，嘴里不自觉发出声音。我几次怒视他，想引起他注意，别再发声，可毫无作用。但由此记住了这张面孔。

　　后来我上了人民大学，基础外语学日语。我们这个日语班由几个系的同学合成，第一节课结束，我站起来一看，就看见了这张面孔：戴眼镜、清秀、头发又密又干又硬。我走过去说：“你考过戏剧学院吧？”“是啊是啊！”他叫十庆，我把鼓楼楼洞子里的事讲说一遍，十庆大笑。我们俩“一见钟情”，立刻就玩儿到一块了。

我和十庆

　　口试是在中戏的教学楼，一个一个叫进去问。等候的考生，全部集中在楼门内的门洞里，门洞两边摞着体操垫，人们有坐有站。我是年龄最小的，穿一件当兵的绿衬衣、的确良裤子、“片儿懒”，土气稚嫩。其他人，大部分都装扮入时、顾影自怜、顾盼自雄，一看就跟文艺界沾边儿。虽互不相识，但交谈热烈，内容则为我闻所未闻，什么赵丹如何、金山如何、谢芳怎么了、白杨怎么了……说起来就像他们家三叔或二姨。有一位梳着大分头的男子，得有30岁了，叼着烟斗，说他是某某剧团的编剧，人问写过什么？他自豪地回答：“《鸡鸣山下》。”声音低沉浑厚，在门洞中嗡嗡作响。

　　最能侃的姓米，不到三十岁，一米九几的细高杆儿，坐在体操垫上。他说：“写作考试里出了一篇奇文，是咱们这里岁数最小的人写的，写北京一女的，嫁给香港人，飞机在香港一落地，直接就给送妓院去了……旅途上！”实在惊人！几乎不可想象。当时，香港在所有大陆人的脑袋里，还是遥远而神秘的另一个世界、资本主义的地狱或天堂，谁又能想象那里发生的事情、并把它写进堂堂艺术院校考试的作文里呢？

　　后来十庆告诉我，那篇作文就是他写的，不及格。

　　短短的等候口试期间，我们听众只是听，就已将素昧平生的米先生的个人履历，了解得一清二楚：家是科学院的，住中关村科学院宿舍，听来像是干部子弟。他说，杜润生在干校时放猪，每天手捧红宝书，孜孜不倦地学习。造反派起了疑惑，夺过红宝书一看，红塑料书皮里包的是《金瓶梅》。米先生自小热爱体育，是北京田径队的专业跳高运动员，后来腿摔断了，复员在工厂里当工人。他的最爱是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谈起此书，情不能禁，在体操垫子上手舞足蹈地讲述了其中一个片段，简直像电影一样精彩……

　　几个月后，我在人民大学的操场上上体育课时，忽然看到了高挑的米先生，他成了人大的一名体育老师。敢情这么有才的人也没考上中戏啊！我又走过去，对他说：“米老师，您也考过戏剧学院吧？”他可不像十庆那么随和，听闻此言，脖子一拧，再也不理我了。

　　口试的情况就不要说了，我胡说八道了一通。几个老师都很善良，没打我。

　　最终从400多考生中录取了40多名，又是一个十分之一。我、十庆、宋毅都落榜了，我们仨考上了人民大学。米老师成了人大体育教员。

　　于川阿姨说：“考戏剧学院干嘛？那不是正经学校。人民大学多好！”

2.

　　进入7月，天气炎热。我拿起复习材料就浑身无力、眼皮打架，真他妈无聊！骑上自行车奔王府井，在书店里一泡一两个钟头。市场上的商品多起来了，社会经过长期动荡，似乎在慢慢疗伤、慢慢恢复元气。王府井南口那个存在了二十年的报刊亭，仍只有孤零零几种骗人的报刊，贫乏单调，我唯一买过的，是《人民画报》。它的北边、东单三条口上，大公共厕所人流不断，连解大手都不容易找到坑儿，暑热一蒸，臊气冲天。但是市民的穿着有了变化，花裙子不时闪现，烫头的女性也有了，六十年代华君武的一幅讽刺漫画曾把这叫“卷毛狮子狗”。

　　即使是面临决定命运的高考，我也必须去游泳。本身爱好就少，社会上又几乎没有“娱乐”这个词，再不扎个猛子扑腾扑腾，非疯喽！到手一张内部电影票？跨越千山万水也要去。路过电影院，头都不抬一下，因为如果看到新片广告，就恨不得把导演给毙了。与张朴去国子监首都图书馆，名义上是复习，其实质更类似春游，坐在草地上，中心议题是侃大山，他知道的事多，我听不够。

　　有亲友来家慰问我，千叮咛万嘱咐：要劳逸结合，不能太用功了，某某家的某某某，因为长时间伏案，得了胸什么炎，某某家的某某某，患上严重失眠症……我从他们的谈论中，才意识到高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分量有多重，几乎是决定生死的人生一战。再看我，稀里咣当，晃来晃去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到点儿就睡，该起不起，对那些得胸什么炎的人徒生崇敬，可就是着急不起来。

　　我妈妈心里急，表面上一句话不说，等我考上大学，她才开言：哎呀，那时候看你呀，一会儿游泳去啦，一会儿又干什么去啦，晚上挺晚才回来……我心想这哪儿像要考大学呀？

　　我中学的班主任杨老太太，是语文教师，她不教高考复习班，但关心我，有一次我们写押题作文，她专门把我写的拿来看了。后来在校园里碰到我，说：“你怎么当兵当傻了？写的那作文，那叫什么呀！越写越退步。”我说：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，而我就是愚蠢军队里的一个。”其实我心里忽悠一下子，对杨老师的话十分重视。

　　我们复员大兵的档案在东城区复转军人办公室，每星期组织一次学习，这中间不断分配工作。国家是劫后重生，各方面都需要人，所以这批人分配的都是机关和事业单位，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（一般都是工厂）。我已说明要考大学，暂不参加分配。有一天负责人问我，现在《中国青年报》有两个名额，你去不去？我说不去。他说：“这还不去？大学毕了业不也就是去这种单位吗？……告诉你啊，这是最后一批事业单位，以后就全是工厂了。”意思说，考不上大学就得当工人了。

　　他的话有道理。但我心里权衡了一下，还是想上学。既然好不容易来了机会，就必须抓住它，不然将来会后悔。如果考不上，那是自己的问题，也就认命了。

　　高考在7月20日开始，连考三天。

1978年7月，苏州胡同101号院内，储兵摄

　　我的考场在北小街的一所中学。进了考场，我一点儿也不慌。我从小一直都是这样，其实我功课学得并不扎实，而且偏科，但逢到考试，却比平时聪明，平时不会做的题，考试时会，不考试了，又不会了。

　　上一年的高考，语文是写作文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。所以一年来，大家都拼命练习命题作文。今年语文试卷打开一看，没有作文，百分之四十是语文基础知识，百分之六十叫“缩写文章”，就是给你一篇文章，让你缩写成多少字。好多人一下就懵了，因为不在复习范围内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对我来说这却简单了，找重点呗。写作文带有创造性，有时写得好，有时写不好，不稳定。缩写你只要把重点都找到，保证满分。找重点还不容易？

　　结果大家都说今年的语文最难，考分普遍偏低。

　　我语文考了93分，数学28分。真实反映了我的学习状况。

　　过分数线的考生要体检。在医院里排着大长队，都是年轻人，个个喜气洋洋。排我前面的两个小伙子互相认识，一直在聊天。“你语文多少分？”“61。”“不错啊！我才46。”“咱们这里有一个人考了93分，北京市最高分。”“不可能！我听说的最高的是78分。今年语文太难了……”

　　高考结束，有一天我到苏州胡同找中学同学储兵玩儿，他已在去年上了邮电学院。他正摆弄相机，让我站在他家单元门口，给我照了张相。洗出来一看，我比四个月前瘦了许多，很疲惫的样子。我才知道：虽说这四个月没下苦功，但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，精神处于紧张状态，像病了一场，不知不觉衣带渐宽。

　　在人民大学同届生中，我算岁数小的。同学中有煤矿工、装卸工、修钢笔的、澡堂子的、裁缝、农民、公社书记、地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工厂副厂长、还有刚从监狱出来的。年龄最小的16岁，最大的超过30。我们班学生党支部书记28岁，已有四个孩子。

　　这样复杂的学生成分，在全世界的大学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这是一个国家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后，出现的奇观。

　　所有人的命运，都被这次高考改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