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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晓阳 | 1978 : 我的高考

  我复员回到北京时,是带着伤回来的。复员前在炊事班,有一次蒸包子,笼屉巨大,得几个人抬到大铁锅上。到了锅前,我双手抬着笼屉,背身蹬上灶台,往后挪,一脚踩进沸水翻滚的大铁锅里。当时是冬天,穿着大头皮鞋,开始还说“没事没事”,不一会,刺啦刺啦地疼,站不住了。左脚脚踝处烫出一个十厘米高、约五厘米宽的烫伤,很严重。直到回北京,还是一瘸一拐的。

  这是1978年3月下旬,离高考还有四个月。

 

1.

  我回来就是为考大学。从1966年全国取消高考,大学就瘫痪了。几年后开始小规模招生,实行“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、学校复审”的办法,实际上是政治标准第一,不管文化水平,说不上是正规的大学教育。1977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,恢复了高考,举国震动。从理论上讲,这是给了全国所有青年一个平等的机会。1978年是第二次全国统考,热度直线上升。但部队特殊,仍不能自由报名,所以我要求复员回家。

  只有四个月时间,怎么复习?大兴的妈妈于川阿姨把我介绍到师大二附中,跟高考班一块听课。当时大兴在那儿上高中。听了几次,收获不大。回到母校126中,老师们让我上这里的高考复习班。别看126中名不见经传,高考班的老师可都是一流的。我一下就抓住了重点。

  6月初,家里来了个陌生青年小孟,自报家门是我妈妈的朋友李亦云的儿子。他说:中央戏剧学院本月底考试,有戏剧文学系,不考数学。他是69届初中毕业去了内蒙,根本不会数学,所以想考中戏戏文系。他妈妈说我们家书多,让他来借书。我们家书虽多,跟文艺沾边的可没有。小孟悻悻而返。

  我却感了兴趣。数学是我的最弱项,也怕考试。另外,听说有的人考试会怯场,比如一进考场手就抖,连笔都拿不住,最后只好弃考。我可以先参加一下中戏的考试,考验考验自己,获取一些经验。最后,文艺界对我来说完全陌生,凑个热闹也挺好玩儿的。于是我去报了名。

  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。我没有复习,因为完全不知道应该复习什么。到了初试那天,进去就考,没什么负担,基本都是一些语文、政治和戏剧常识,其中有一道专业题是10分,问:你读过哪些莎士比亚的剧本?请试述其中一个的剧情概要。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,想出一个剧名《皆大欢喜》,至于剧情,一无所知。现在看,这不是白给的一道题吗?但没文化,没办法,白白丢了10分。

  考完就不管它了,继续复习全国高考的科目。有一天和张朴到国子监首都图书馆去复习,二人都是懒汉,闲聊天为主,张朴忽然说:“哎?今天是中戏公布初试结果的日子吧?”“哦!可不是嘛!”“还不看看去?”“肯定没戏。”

  中戏在棉花胡同,很近。我俩骑车去的。通过初试的考生的名字都用准考证号码代替,写在大字报纸上,在校门对面的墙上贴了好几张,一共400多人。我们俩分别看,忽听张朴叫起来:“晓阳,这不是你嘛!”我循声望去,眼睛都模糊了,果然是我。

  在这几张榜的旁边,是一位落选考生写的真正的大字报,抨击学院考试舞弊的,说通过初试的400人全是走后门。我心里暗笑:至少我就不是走后门的,让我去走我也不知道后门在哪儿?

  这次考试是文革后中戏戏文系第一次招生,全国设6个考试点,共4000多人参加。考题那么简单,还刷掉了十分之九,可见当时考生水平之低。

  初试侥幸通过,我上心了,可离复试只有两天,怎么准备?实在摸不到头脑。

  文学所的劳洪叔叔说:不知道莎士比亚,怎么能上戏剧学院呢?现补也来不及了,我给你讲几个莎剧的故事吧。我说:复试肯定不会再考这种题了。劳洪叔叔不是研究戏剧的,不清楚这里的门道,束手无策。

  我妈妈的朋友徐滨阿姨知道了,说太巧了,我们楼里住着一位剧协的领导,前年地震时两家地震棚挨着,熟悉了,可以问问他。

  于是徐滨阿姨带我去了肖家。肖叔叔是延安鲁艺出身,高高胖胖的,很和蔼。他夫人曹阿姨也在文艺口工作,以前是太岳军区文工团的,对我很亲热。肖叔叔说:戏剧学院的考试情况我不了解呀……你呀,就好好读毛主席的《讲话》。我向他借参考书,他走进书房好一会才出来,借我一本苏联的《加里宁论文艺》。

  回到徐滨阿姨家,她女儿和平说:加里宁论文艺?这有什么用!和平是她们家族子女中的学霸,什么都懂。听了她的话,那本书我就放在她家没拿。

  后来复试时,文艺理论一门,共5道大题(论述题),每题20分,其中3道题出自《讲话》,我都不会答。如果我当初老老实实听肖叔叔的话,把《讲话》看几遍,那就是小菜一碟。我这才明白:他虽不了解中戏的考试,却非常了解当时整个文艺界的大形势,只要沾文艺,都得围着《讲话》转。几年后我参加工作,因为在文联系统,知道了不少事,也才听说:剧协与中戏一向有矛盾,中戏在行政上也不归剧协领导,所以剧协的人不知道中戏考试的情况,是顺理成章的事。那天肖叔叔对我说的,都是实在话,并不是敷衍。至于《加里宁论文艺》,在那余悸犹存、左风势力仍盛的环境里,是安全性最高的,他不敢把“封资修”的书籍借给一个青年,而且看了封资修也帮不上这种奇葩考试。

  我就这样绝望地参加了复试。

  考写作那天,是在鼓楼上的楼洞子里,两头通透,穿堂风呼呼而过。作文题目《旅途上》。我正凝神构思,左后方传来吭吭唧唧的声音,扭头一看,是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发出的,他在试卷上写了标题,用的碳素墨水,标题下画了很多黑道子,手攥钢笔,蹙眉思考,嘴里不自觉发出声音。我几次怒视他,想引起他注意,别再发声,可毫无作用。但由此记住了这张面孔。

  后来我上了人民大学,基础外语学日语。我们这个日语班由几个系的同学合成,第一节课结束,我站起来一看,就看见了这张面孔:戴眼镜、清秀、头发又密又干又硬。我走过去说:“你考过戏剧学院吧?”“是啊是啊!”他叫十庆,我把鼓楼楼洞子里的事讲说一遍,十庆大笑。我们俩“一见钟情”,立刻就玩儿到一块了。

 

我和十庆

 

  口试是在中戏的教学楼,一个一个叫进去问。等候的考生,全部集中在楼门内的门洞里,门洞两边摞着体操垫,人们有坐有站。我是年龄最小的,穿一件当兵的绿衬衣、的确良裤子、“片儿懒”,土气稚嫩。其他人,大部分都装扮入时、顾影自怜、顾盼自雄,一看就跟文艺界沾边儿。虽互不相识,但交谈热烈,内容则为我闻所未闻,什么赵丹如何、金山如何、谢芳怎么了、白杨怎么了……说起来就像他们家三叔或二姨。有一位梳着大分头的男子,得有30岁了,叼着烟斗,说他是某某剧团的编剧,人问写过什么?他自豪地回答:“《鸡鸣山下》。”声音低沉浑厚,在门洞中嗡嗡作响。

  最能侃的姓米,不到三十岁,一米九几的细高杆儿,坐在体操垫上。他说:“写作考试里出了一篇奇文,是咱们这里岁数最小的人写的,写北京一女的,嫁给香港人,飞机在香港一落地,直接就给送妓院去了……旅途上!”实在惊人!几乎不可想象。当时,香港在所有大陆人的脑袋里,还是遥远而神秘的另一个世界、资本主义的地狱或天堂,谁又能想象那里发生的事情、并把它写进堂堂艺术院校考试的作文里呢?

  后来十庆告诉我,那篇作文就是他写的,不及格。

  短短的等候口试期间,我们听众只是听,就已将素昧平生的米先生的个人履历,了解得一清二楚:家是科学院的,住中关村科学院宿舍,听来像是干部子弟。他说,杜润生在干校时放猪,每天手捧红宝书,孜孜不倦地学习。造反派起了疑惑,夺过红宝书一看,红塑料书皮里包的是《金瓶梅》。米先生自小热爱体育,是北京田径队的专业跳高运动员,后来腿摔断了,复员在工厂里当工人。他的最爱是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,谈起此书,情不能禁,在体操垫子上手舞足蹈地讲述了其中一个片段,简直像电影一样精彩……

  几个月后,我在人民大学的操场上上体育课时,忽然看到了高挑的米先生,他成了人大的一名体育老师。敢情这么有才的人也没考上中戏啊!我又走过去,对他说:“米老师,您也考过戏剧学院吧?”他可不像十庆那么随和,听闻此言,脖子一拧,再也不理我了。

  口试的情况就不要说了,我胡说八道了一通。几个老师都很善良,没打我。

  最终从400多考生中录取了40多名,又是一个十分之一。我、十庆、宋毅都落榜了,我们仨考上了人民大学。米老师成了人大体育教员。

  于川阿姨说:“考戏剧学院干嘛?那不是正经学校。人民大学多好!”

 

2.

  进入7月,天气炎热。我拿起复习材料就浑身无力、眼皮打架,真他妈无聊!骑上自行车奔王府井,在书店里一泡一两个钟头。市场上的商品多起来了,社会经过长期动荡,似乎在慢慢疗伤、慢慢恢复元气。王府井南口那个存在了二十年的报刊亭,仍只有孤零零几种骗人的报刊,贫乏单调,我唯一买过的,是《人民画报》。它的北边、东单三条口上,大公共厕所人流不断,连解大手都不容易找到坑儿,暑热一蒸,臊气冲天。但是市民的穿着有了变化,花裙子不时闪现,烫头的女性也有了,六十年代华君武的一幅讽刺漫画曾把这叫“卷毛狮子狗”。

  即使是面临决定命运的高考,我也必须去游泳。本身爱好就少,社会上又几乎没有“娱乐”这个词,再不扎个猛子扑腾扑腾,非疯喽!到手一张内部电影票?跨越千山万水也要去。路过电影院,头都不抬一下,因为如果看到新片广告,就恨不得把导演给毙了。与张朴去国子监首都图书馆,名义上是复习,其实质更类似春游,坐在草地上,中心议题是侃大山,他知道的事多,我听不够。

  有亲友来家慰问我,千叮咛万嘱咐:要劳逸结合,不能太用功了,某某家的某某某,因为长时间伏案,得了胸什么炎,某某家的某某某,患上严重失眠症……我从他们的谈论中,才意识到高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分量有多重,几乎是决定生死的人生一战。再看我,稀里咣当,晃来晃去,该吃吃该喝喝,到点儿就睡,该起不起,对那些得胸什么炎的人徒生崇敬,可就是着急不起来。

  我妈妈心里急,表面上一句话不说,等我考上大学,她才开言:哎呀,那时候看你呀,一会儿游泳去啦,一会儿又干什么去啦,晚上挺晚才回来……我心想这哪儿像要考大学呀?

  我中学的班主任杨老太太,是语文教师,她不教高考复习班,但关心我,有一次我们写押题作文,她专门把我写的拿来看了。后来在校园里碰到我,说:“你怎么当兵当傻了?写的那作文,那叫什么呀!越写越退步。”我说: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,而我就是愚蠢军队里的一个。”其实我心里忽悠一下子,对杨老师的话十分重视。

  我们复员大兵的档案在东城区复转军人办公室,每星期组织一次学习,这中间不断分配工作。国家是劫后重生,各方面都需要人,所以这批人分配的都是机关和事业单位,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(一般都是工厂)。我已说明要考大学,暂不参加分配。有一天负责人问我,现在《中国青年报》有两个名额,你去不去?我说不去。他说:“这还不去?大学毕了业不也就是去这种单位吗?……告诉你啊,这是最后一批事业单位,以后就全是工厂了。”意思说,考不上大学就得当工人了。

  他的话有道理。但我心里权衡了一下,还是想上学。既然好不容易来了机会,就必须抓住它,不然将来会后悔。如果考不上,那是自己的问题,也就认命了。

  高考在7月20日开始,连考三天。

 

1978年7月,苏州胡同101号院内,储兵摄

 

  我的考场在北小街的一所中学。进了考场,我一点儿也不慌。我从小一直都是这样,其实我功课学得并不扎实,而且偏科,但逢到考试,却比平时聪明,平时不会做的题,考试时会,不考试了,又不会了。

  上一年的高考,语文是写作文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。所以一年来,大家都拼命练习命题作文。今年语文试卷打开一看,没有作文,百分之四十是语文基础知识,百分之六十叫“缩写文章”,就是给你一篇文章,让你缩写成多少字。好多人一下就懵了,因为不在复习范围内,不知该怎么办。对我来说这却简单了,找重点呗。写作文带有创造性,有时写得好,有时写不好,不稳定。缩写你只要把重点都找到,保证满分。找重点还不容易?

  结果大家都说今年的语文最难,考分普遍偏低。

  我语文考了93分,数学28分。真实反映了我的学习状况。

  过分数线的考生要体检。在医院里排着大长队,都是年轻人,个个喜气洋洋。排我前面的两个小伙子互相认识,一直在聊天。“你语文多少分?”“61。”“不错啊!我才46。”“咱们这里有一个人考了93分,北京市最高分。”“不可能!我听说的最高的是78分。今年语文太难了……”

  高考结束,有一天我到苏州胡同找中学同学储兵玩儿,他已在去年上了邮电学院。他正摆弄相机,让我站在他家单元门口,给我照了张相。洗出来一看,我比四个月前瘦了许多,很疲惫的样子。我才知道:虽说这四个月没下苦功,但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,精神处于紧张状态,像病了一场,不知不觉衣带渐宽。

  在人民大学同届生中,我算岁数小的。同学中有煤矿工、装卸工、修钢笔的、澡堂子的、裁缝、农民、公社书记、地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工厂副厂长、还有刚从监狱出来的。年龄最小的16岁,最大的超过30。我们班学生党支部书记28岁,已有四个孩子。

  这样复杂的学生成分,在全世界的大学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这是一个国家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后,出现的奇观。

  所有人的命运,都被这次高考改变了。

 

 

 

 

  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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