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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晓阳:法国人老白

手机铃响,号码不认识,接起来一听,马上知道是谁。我有强大的“耳功”。

 

“哎哟!老白呀!在北京?”

 

老白很高兴。

 

“你你你你那个……你怎么知道是我?”

 

老白是我在洛杉矶时的老朋友。他写诗,认识密歇根大学的一个诗人教授。北岛在密歇根时,教授介绍他俩相识。他是法国人,在美国几十年,恨美国人,所以请北岛给他在洛杉矶介绍个中国朋友。这样,我们就认识了,成为忘年交。

 

老白是个博学多才、趣味高雅的欧洲才子。他会四种语言,母语法语外,还说英语、日语、中文,能用法语和英语写诗,都出版过诗集。会画抽象画,有一年法国驻洛杉矶领事馆给他办个展,正好戴锦华在UCLA访学,我带她一起去了,给老白介绍她是“北京大学教授”,老白欣然而喜。他的家,在圣莫尼卡海滩,很普通的二居室公寓,租了20年了,但一进去,琳琅满目,收藏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和古董,像个小型博物馆。所有墙面都是直顶天花板的书架,书籍乱堆乱放,一看就知道是用来随时翻阅的,而不像土豪家中的书,只是豪宅里装修装饰的一个成份。一套非常好的音响,唱片之多,令人惊叹,大部分是古典音乐和爵士乐。我们曾一边喝威士忌,一边听爵士。那时,他有个日本女朋友,是加州大学的学者。

 

前几年他来北京玩儿,我带他去了潘家园。在一家古玩店外,他指着里面说:“噢!那是灵璧石。”我听不懂。他以为是自己发音不对,一个劲儿调整着汉语四声“灵逼?灵鼻?灵屁?灵笔?……”在他的指导下,我走至石前,以指扣石,瓮然有声,如钟如磬,奇石也。我是从这个法国佬那儿,才获得了关于安徽灵璧石的知识,真为自己的无知汗颜,也足证老白渊博。

 

老白20多岁就来了美国,带着理想和热情,要当艺术家。他有过一次很好的机会,只出不多一些钱入股,便可年年坐收渔利。这样,他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写诗作画当中,实现他的梦想。开头几年也确实如此。但渐渐地,事情发生了变化,由于难以一言以蔽之的原因,他被一点一点地卷入到了这个项目的实际运营之中,不能脱身。于是,文艺青年老白奋斗来奋斗去,却发现自己成了工厂的厂长,一个资本家。

 

这是好事吗?对老白来说不是。艺术才是他的梦,金钱在他眼里发不出光。他一直开一辆美国大破车,一直租房子住,对物质生活没有任何奢求。他得到的是自己不稀罕的东西,却耗光了再也找不回来的年华。

 

老白为此痛苦了一辈子。

 

我去过老白的工厂,在洛杉矶城中心,生产橡胶制品的。豁大豁大的厂房,机声轰鸣,人头攒动——全是墨西哥劳动人民。一位会说英语的墨西哥大妈把我引到了“伯纳德先生”的办公室。老白苦笑着,不停地摇头,手掌一下一下向斜下方挥动,好像这里充盈着不祥的空气。没呆一会,他就带我离开了工厂。

 

时光飞逝。老白白了头。

 

大概是2000年,北京的朋友来洛杉矶,住在我家。晚上喝酒聊天,不知怎么就把老白的故事讲了一遍。约莫夜里12点了,故事的意兴还没散,传真机响起来,咔咔咔吐出一张纸。拿起一看,全是手写的字母,不认识。反复几遍,才看出原来是一大堆汉语拼音。老白会说中文但不会写汉字,不过此前我们从未用这种方式交流过。而且在美国,一般人在晚上10点以后是不会给别人打电话发传真的。

 

莫非因为我讲起老白,老白那边就打了喷嚏?我又不是他姥姥!

 

简直是电影里才有的桥段。

 

传真的内容不复杂,大致是:你多好啊,有时间可以写小说写剧本,好幸福啊,好羡慕你啊。我无聊透了,每天必须工作工作,上班上班,还有什么到扬州去办合资工厂,和官僚们打交道,真讨厌啊,烦死了,没意思啊。这是什么日子啊,这是什么生活啊,真无聊啊……

 

我试着给汉语拼音加上四声,读给朋友们听,酒劲也上来了,狂笑不止。

 

老白的人生常常使我想到我在洛杉矶的房东。我刚住下来的时候,房东老头来过几次,有过交谈。他家是台湾本省的望族,几代经营银行业,日据时代被天皇赐姓,至今在美国的身份文件等还是用这个日本姓氏。他早年热爱绘画,也想当艺术家,但这样的家族当年把从事艺术看成下九流,不许他干这行。他只好继承祖业,当了一辈子银行家。但老头对画画始终不能忘情于心,退休后重拾画笔,在(美国)读者文摘中文版杂志上登过一幅油画,给我看过。后来在洛杉矶“侨二”(华侨第二文化活动中心,台湾政府办的)开了个展,也给我发了邀请。都是油画,题材与读者文摘上的那幅差不多,大部分画的金鱼。他是个非常文雅谦和的人,闽南话日语英语都很流利,唯独国语讲不清楚,我租房期间,双方没发生过任何问题。他钟情艺术,令人赞佩,自娱自乐,无不可为。但单就画儿的本身而言,俗气逼人。我想这不是才华问题,一辈子和金钱票据打交道,倒回头来再使这个画笔,心境早已不同了。

 

在老白的画展上,我观察戴锦华看画的神情,怕也有类似之感。

 

一个人只有一个一辈子,很短,如果不把它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,到头来会后悔的。这种悔意,恐怕是人生当中最悲凉的部分。

 

当年的我还年轻,老白和房东的故事像一面镜子,日日对照,给我以镜鉴,增添我的决心。

 

大约六七年前,老白退休了。他回到法国,住在离里昂不远的一个村子里。他的头脑仍转得飞快,身居法乡村,放眼全世界,求知欲和好奇心不曾稍衰。他说话的语速还是那么快,但中文里不夹杂日语了。我们在北京会过两次,两次他都很兴奋,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。

 

 

这回来北京,他约我在前门的铁道博物馆碰头。真是个只有老白才会挑选的约会地点。这里就是过去的前门火车站,北京最早的火车站,五大臣出洋、孙逸仙来京,都是在这里。民国的文人雅士来北京,从车站一出来,两步就到了正阳门,穿过城门洞笔直北行,过前门、中华门、金水桥、天安门、端门,到午门……一路领略伟大北京城的壮丽之美,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无的。

 

不过现在完蛋了。你穿过前门楼子只能撞上纪念堂。

 

我们见面那天正好在开三中全会,前门一带人车稀少,警察众多。老白站在前门火车站大门旁的昏暗灯光下,身穿黑尼大衣,寒风把银白的头发撩乱,活像个间谍。我大叫道:“嘿!抓外国特务!”老白举起双手作投降状,连说:“我什么都没干啊,什么都没说啊,我是游客啊!中国好啊,共产党好啊!”

 

我怕他接下来还要喊毛主席万岁,扭住他胳膊,把他塞进车里,绝尘而去。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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