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

 

篠塚和山田在1981年暑期来人民大学留学。山田是大学生，稚气未脱，一副淘气男孩的样子。篠塚比他大几岁，父亲是开和服店的，他好像就在父亲的店里工作，业余学习中文。

 

篠塚胖胖的，圆圆的脸，头发后披。与他同屋的是东京大学的一位讲师，30岁左右，为人严肃认真，很有学问的样子，叫大塚。篠塚跟我们说：“大塚一回来，就，研究所。”意思是大塚热衷枯燥的学术问题，没意思。因此他成天往我们几个坏小子的房间里来回蹿。

 

有一天他捧着一本厚厚的《汉和词典》，边读边走进我的房间：“男性生殖器、男根、鸡巴、屌、得儿、嘹子、毬……”我大叫：“你念什么哪？太难听了！”“这些词，意思一样？”“一样！一样！”他翻了翻词典，又念：“女性生殖器、逼……”“停！停！”我早都笑翻了。这个词条下面也有十几个同义词，用拼音标注发音，是中国各地的方言土话，大部分我闻所未闻。就这么一本词典、一个词条，编者不知要花多大功夫。日本人真是太精细了！细到“良心大大地坏了”。

 

教学相长。篠塚顺便也教给我日语的某人体器官的单词。日语里有关东口音（东京）和关西口音（大阪）的区别，这个词的念法也不一样。我认真练习两者的发音，他听了也受不了，大叫“难听！难听！”不让我说。不用母语，你说什么脏话都不觉得脏，但听的人感受就不同了。你说，这样的文化交流、这种坏小子扎堆儿传授知识的结果，能好得了吗？怪不得从此以后，人民大学再也不让中国同学和留学生一块住了。

 

山田会用日语背唐诗，说是中学里教的。比如杜甫《兵车行》“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”，用日语说就成了“苦鹿马（车）辚辚，乌妈（马）萧萧……”他特别瘦，留着一头四下纷披的乱草头，一看就聪明。他的同屋叫奥田，30多岁，愣了吧唧的，只会说一句中文“你会说、日语吗？”每天到食堂打饭，炊事员问：“要什么菜？”奥田说：“你会说、日语吗？”炊事员又问：“请问：您、要、什么、菜？”奥田回答：“你会说、日语吗？”山田经常给我们讲奥田的趣事，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
 

山田（左一）、钢元（右一）、篠塚（右二），1981，人民大学留学生楼

 

友谊宾馆原来一直不让中国人进，不久前也“改革开放”了，在东北角开了一个对外餐厅，因为离学校近，我们经常去。餐厅有一位女服务员小齐，和我们很熟，她性格开朗，管我们叫“祖国的花朵”，见面就开玩笑。我们带篠塚、山田等去时，小齐自然热情相待。吃完饭一出餐厅，篠塚山田激动得面红耳赤。篠塚说：“这么漂亮的女孩，你怎么现在才介绍？”我说：“谁知道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呀？”“太漂亮了！太漂亮了！比人民大学的女生都漂亮！”“真的吗？”“真的！真的！”我说：“那我去找小齐，帮你约会。”篠塚更激动了，吓得浑身发抖，大叫：“不要！不要！”后来传开了，日本男生都去那个餐厅吃饭看小齐，都觉得小齐漂亮绝顶，但没有一个敢跟她说话。我看出来了：这帮鬼子，也就是嘴上功夫了得，其实都是些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大男孩儿。

 

当时，不让中国人进的地方很多，北京饭店、国际俱乐部等、包括友谊宾馆的里边，我们都是跟着这帮鬼子混进去的。

 

2.

 

有一天早晨，我刚起床，忽然闯进来一个白头发老头儿，对我说：“外边怎么回事？也太吵了，早晨都睡不好觉……”标准流利的中国话，猛一下我还以为是人大校工。应付了几句，才知道他是日本留学生的领队之一，纯粹的日本人，叫桂川。

 

桂川老师1950年代来中国定居，在四川生活，娶了四川太太，经历了整个文化大革命，中日建交后才回到老家北海道。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，和中国人没什么两样，什么事都一清二楚。记得那时他曾跟我说：“北京应该开一些咖啡馆，现在游客多了，走在街上没有休息的地方。”

 

后来我才知道，日本在五十年代曾取缔共产党，抓了一些人，因此有一批日共党员跑来中国定居，直到中日建交后才陆续回去。这曾经是两国之间的一段秘辛。我推测，桂川老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

另一位领队是个阿姨，叫东海，更厉害，满口东北话，“四野”的，打过仗，唱起中国革命歌曲激情四射。现在有人专门研究四野中的日本籍战士，很有意思。那些回到日本的四野老兵，组织了很多“四野”战友会一类的团体，几十年来一直坚持活动，有的还自费出版期刊和书籍，回忆参加中国解放战争的岁月。

 

留学生楼靠在人大最东边、紧邻中关村大街，楼下正好有一个公交车站，每天早晨6点左右，公交车就繁忙起来。车一进站，售票员就用电喇叭喊话：“332路快车啊，一站动物园儿先下后上……”我们听得清清楚楚。后来，日本同学都学会了这几句话，没事儿就喊“一站动物园儿先下后上”，北京味儿十足。桂川老师说的噪音就是这个，但我们毫无办法。

 

大谷和铃木是随桂川老师来的，北海道大学的学生，本本份份。他俩对北京的声音特感兴趣。那时北京人的住宅都很小很挤，公共场所又少，夜店更是听都没听过。所以，搞对象的只好去公园，往灌木丛里钻。不知道大谷铃木是怎么发现的这件事，总之，他俩经常揣着录音机，趁夜遛进紫竹院，偷录灌木丛里的声音。后来，大谷成了大学教授、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，铃木是日本研究中国法律史和法律制度的权威。如今，那珍贵的录音资料如果还保存着，可是举世罕有的北京“老声音”了。

 

年轻人天天在一起，男女之情免不了。两个日本女生爱上了中国男生，在她们眼里，中国男生温柔、聪明、异国情调、还有故事。约会秘密进行，但日本女生单纯，也不知道在中国干什么都得保密，她们喜欢向朋友诉说。所以很快，我们也都知道了。这不要紧，关键是学校的领导比我们知道的还多，这笔账就算记下了，一直影响到当事人的毕业分配。中国女生倒没有一个下水的，其实日本男生对好几个女生都赞不绝口，但胆子太小，不敢表白。

 

3.

 

我十分尊敬桂川老师，他对我也很好，回国后，我们保持着通信。他在札幌开一家中文书店和一所中文学校，有学生来北京留学，他就介绍他们找我。北岛写的《我的日本朋友》一文中的主角AD先生，就是桂川老师的学生。AD结婚后，桂川老师来北京，还特意对我说：“谢谢你啊！给AD找到了爱人。”这是个极大的误会。要说有红娘，也应该是赵振开（北岛）同志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只是组织过一次郊游，叫上了AD，而北岛带来的一伙人里，有一个成了AD后来的夫人。当然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结婚宴还是要吃他一顿的，小淀给我和北岛的酒杯里倒的是水，给日本鬼子倒的是五粮液，把十来个鬼子喝得东倒西歪。宴会结束，出了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的大门，AD的老板挎上中国人的老婆就走，叫也叫不回来。

 

大谷和铃木在几年后又来北京读硕士，我们来往密切。大谷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子，仪表堂堂、正正派派、温和文雅、与世无争。当时蔡导演在筹拍电视剧《中国女排》，正物色饰演日本教练的演员，副导演王子音找我帮忙，我推荐了大谷。据说大谷一去，蔡导演就相中了，觉得非常合适。可大谷一心向学，无意触电，婉拒了邀请。导演组的人都感到惋惜。

 

右起：大谷、我、小胡、东宪

 

记得还是在人民大学时，有一次聊起战争，大谷说：“什么战争我都反对，我不喜欢战争，很讨厌。如果有别的国家打日本？我就投降……”说“投降”时，还举起长长的双臂。这使我了解到当时日本青年对战争的态度，很感新奇。他还说过：“日本的政治家都是什么都不会干的人，只会搞政治，他们比一般人（水平）都低的，都是脑子不太好的……”日本人侵占中国时，曾规划在复兴门以西建“新北京”，也是第一次听他说的，日本人把图纸都画好了。

 

篠塚几年后也来到北京，他在日本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，派驻北京，住在新侨饭店。他对北京的观感是：“（人们）笑、多了。”这大概是八四年左右，离他第一次来只相隔两三年。我们自己身处其中不觉得，他作为外来者，一下就观察到了变化，可见那时人们生活改变的速度之快。

 

他仍然单身。我带他参加我们的聚会，有男有女，希望他能遇到喜欢的女孩儿。但他太老实了，跟女生一说话就脸红，在北京几年毫无收获。当时丽都饭店刚开业，那里有了北京第一家保龄球馆，篠塚请我去玩儿，我才第一次见识了传说中的保龄球。

 

4.

 

1987年12月24日平安夜的晚上，我到了东京。篠塚去机场接我。他开一辆旧的小跑车，他说：平时上下班都是坐地铁，买车纯粹为了找女朋友，东京停车位太贵，有车是个麻烦，但没有车，女孩儿约不出来。他把我拉到涩谷，请我吃了一顿中华料理。

 

饭后，我一个人在涩谷漫步，被震惊了。那时的北京城，还是一座“黑”城，一到晚上八九点，商店、餐馆全部黑灯关门，街上只有路灯是亮的，荧荧如豆。所谓“平安夜”，绝大多数人不知为何物。在涩谷，我头一回目睹了现实版的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，比想象的更灿烂。在令人目眩的万千商品的轰炸和刺激下，我的消费欲被强烈燃起，但囊中羞涩，转悠了半天，在药妆店里买了一管牙膏。

 

山田在东京的一家飞机租赁公司工作。他穿着一身皮衣、戴着头盔、骑着一辆摩托来田端找我。他好像变了一个人，沉稳、成熟、持重，当年那个在人大留学生楼里像猴儿一样淘的大男孩不见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已经把中国话给忘了。我们俩盘腿坐在榻榻米上，空口喝着清酒，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没法儿交流。

 

两年后的冬天，我去札幌玩儿，又见到了桂川老师，他还是那样精神矍铄，带我去他的书店参观，那里不仅有中文书籍，还卖中国制的文房四宝和其他产品。大谷当时是大学讲师，送我一本他写的小册子，是研究宋代的牌戏“马牌”的，看了他的书，我才知道什么是马牌，以及马牌如何演变成现在的麻将牌。真是个钻研学问的人！他请我到他家去，我们一边喝酒，一边畅谈。

 

中间坐者为桂川老师，2019，札幌

 

桂川老师的学生谷内等人给我安排了酒店，并陪我玩儿了两天。他是和AD及女生山本等一起去的北京，曾在中央戏剧学院研究中国戏剧。山本爱读诗写诗，曾在中国出版过中日文双语诗集。当时她也在札幌，多年不见，开怀畅饮。后来她又在北京和沈阳工作多年。

 

5.

 

说起这仨人，不禁想起在大学毕业前后，我迷过一段京剧，跟他们仨、跟大谷铃木，都一起看过戏。一次我的一个朋友说京剧的戏词好，大谷说：“京剧的戏词不好，很简陋的……”可见那时他对中国文字的鉴赏力就已经超出了一般中国人。

 

我的同事小孟学“言派”，大学同学小梁唱“马派”，我提议在我家搞个“堂会”，让他们二位“叉叉戏”。琴师忘了是谁了，也是专业水平的。小孟的父亲是名教授、北京有名的京剧票友，他从小受熏陶。小梁的父亲是煤炭部的，也是票友，当时的煤炭部长高扬文是戏迷，小梁常跟父亲到高扬文家唱戏。

 

小孟一开腔，满堂喝彩，唱得实在是好。座中有一位中央广播电台戏曲组的编辑，赞不绝口，说：“现在没几个能唱言派的了，你是跟谁学的？”小孟说：“听唱片学的。”“那你是天才呀！太地道了！哪天来台里给你录几段吧？”

 

正热闹着，忽然有人推门而入，是个白人姑娘，又年轻又漂亮，“这是顾晓阳家吗？”“是……”“我是中戏的，法国人，跟张君秋学的。”她谁都不认识，可能是谷内告诉她的，不请自来。但人家不管这套，更不怯场，低声跟琴师交谈几句，琴声一起，张嘴就唱，行腔吐字，一点儿毛病没有，十足的张派大青衣。

 

我妈妈的一位朋友也是戏迷，由儿子搀扶着来了，刚进院子，屋内就有人看见了，大喊：“又来一老旦！”客厅人多，阿姨独自坐在隔壁房间，听得摇头晃脑、如醉如痴。阿姨大家庭出身，是真正的行家。

 

唱完，众人一起出去吃饭，一出大门，只见我们胡同的大爷大妈在墙根儿坐了一溜，都是听蹭儿的，见我们散了，不胜遗憾。

 

小孟比我早一年到日本，等我在东京见到他，他的日语已跟日本人说得一模一样，连日本人也听不出来是外国人。外语说到这种程度的，一百个里挑不出一个。真是个人才！

 

6.

 

岁月如梭。二十年后，大概是〇八、〇九年，我在北京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外国口音，说：“你是顾晓阳吗？我是山田……”简直太意外了！我1990年离开日本后，就跟他断了联系，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他居然能找到我。

 

他说：他看到我的一本书，于是跟出版社联系，辗辗转转，终于要来了我的电话。他在青岛已经七年，是日本公司派驻过来的，如今任期已满，马上要回国了。他问同学东宪、钢元都还好吗？听说他俩在北京，他立刻从青岛飞了过来。

 

钢元请客，山田与东宪和我等重新聚首。他变化不大，还是比较瘦，对在人大留学的事情，记得清清楚楚。他不仅又会说中文了，而且说得很流利。

 

他在青岛那么久，很寂寞，所以开始画画，而且养成习惯，要到户外去画才行，不出去就不想画。他还通过网络，参加了中国人的乒乓球俱乐部。看来是个很会安排自己生活的人。对电脑着迷，也很精通，自己家里有好几台电脑，同事管他叫“电脑蜀黍”。

 

我问他篠塚的消息，他知道的还没我多。我到美国后，曾与篠塚通过信，他结婚了，给我寄来他和太太的照片。但后来渐渐失去联系。

 

山田回国后，找出篠塚当年的电话号码，那还是篠塚老家的电话，他打了过去。接电话的是篠塚的哥哥，盘问了半天山田与篠塚的关系，才告诉他：篠塚已经病逝了，留下了两个孩子。实在难以置信！他才四十几岁，正当壮年，音容笑貌，就在眼前。人生的迫促，如黑暗中射来的冷箭，再一次狠狠地击中了我们。

 

又过了两年，山田与在青岛时认识的中国姑娘结了婚。太太去日本前，两口子来了趟北京，与钢元、东宪和我一起吃了饭。

 

因为太太的关系，现在，山田也有了微信，我们再也不会失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