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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晓阳| 支教半年我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

1.

黄麓师范在安徽巢湖市黄麓镇的洪家疃村。这个村是张治中的老家。张父是村中篾匠。张治中十几岁外出闯荡,发迹以后,回乡创办了这所学校。据说当年是与南京晓庄师范齐名的乡村师范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们文联系统八个人,作为中央讲师团成员,在1985年8月暑假中来到这里。组长老段,三十多岁,党员,是文联某单位的科长。我和老汪是副组长,“民主人士”。老汪在我们当中岁数最大,四十多了。其他人有作协的、音协的、舞协的等,都和我年纪相仿,二十几岁,其中两位女性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教的班是一个乡村教师进修班,学生年纪轻,应该都是代课老师,身份还是农民。开学第一天,我申明上我的课学生可以自由出入、可以看课外书。我教语文,有教材,第一篇课文,是个名人写的散文,内容记不住了,满篇空浮的辞藻和虚矫的抒情,没一句实在话。我一看就来气。所以,我用了一节课来分析批评这篇课文为什么不好、为什么不能这样写文章。课堂里轰动了,学生们从来没见过把课文当反面教材的。

 

       学校的师生本来对北京来的这些人就好奇,开学后又出了我这么个另类授课——模拟我所批评的“共和国文体”的调调来形容,“犹如一阵春风吹皱了池水”,校内微微起了波澜。我听过老段的课,谈古论今天马行空,信息量密集,把同学都听傻了。学校里有了关于我们的种种传闻,老段的父亲是个有名的老少将这样的八卦也传出去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学校里青年教师多,都是这几年新毕业的大学生,跟我们关系很好,经常来往。他们思想活跃,求知欲强,虽然分配在偏僻的乡村师范,心都在远处,密切关注着大千世界的动向。唐德刚这个名字,我就是听童老师第一次说起的,印象很深。唐是安徽人,来安徽师范大学讲过学,记得童说:唐德刚讲,在国内批胡适的时候,胡适在海外把每一篇批判文章都读了,常对唐德刚说,“大陆又发表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”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们和学生的关系也很密切。

 

       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:师生中爱写诗的人特别特别多。当时朋友间通信可以说是一种风俗,记得我给顾城的信里说:你有时间的话来我们这里玩儿吧,这儿的诗人比蚊子还多!

黄麓师范校门,拍摄年代不详,不是八十年代的样子了

 

       学校位在村中,很偏僻,每天只有一班车到黄麓镇,从黄麓镇再换车去合肥。当时村子和镇上都很穷。学校刚盖好一座二层宿舍楼,分给我们每人一间,房间宽敞,有一张大床、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,住得不错。但打开水,要走很远去锅炉房;生活用水也要走很远在井里汲水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们过得很快活,在我还有一种度假的感觉。校园外有一个水塘,在二楼我们的房间就能看到,水碧绿,很干净。刚来的时候,我和影协的刘林跳到里面去游泳,因为四野无人,我们都光着屁股游(女生不住这个楼)。但这事还是让人看见了,后来校长很客气地对我说,水塘水太深出了事不好交代。我们就再没去过。

 

       老段个子不高,腿稍短,留撇小胡子,又成熟又简单。他很爱谈性,会背诵全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,什么情境下因应哪几句诗,张嘴就来,自然天成。当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三绝”,背十四行诗是一绝,另外两绝现在忘了。他也很热衷给我们几个生瓜蛋子传授经验。我们则经常拿他的岁数开玩笑。锅炉房的水龙头不好用,有时滴滴答答往外流水,逢到这种情况,刘林就说:“这怎么跟老段撒尿似的啊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校门外有一个农民开的饭馆,很简陋,但食材新鲜,味道也不错。我们想换口味大吃一顿的时候,就在早晨先去预订,“老板,中午给我们准备些东西,来只鸡,还有黄鳝、田鸡,其他看着给搭配吧。”全是现杀现宰。中午下了课,大家又吃又喝,言笑晏晏,一团和气。

 

2.

       为了丰富同学的业余生活(学生老师都住校),我们还真动了脑子,决定先搞几个兴趣小组:音协小来是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,组织合唱团;阿农会拉小提琴,开个学琴班;我办文学班……热情挺高,校长很支持。

 

       一天晚饭后,两个学生会的干部敲开我的门,“顾老师,给我们开讲座去吧。”“什么讲座?”“今天晚上的讲座啊,已经通知了。”“可没通知我啊!讲什么?”“什么都行。”“我没准备呀!”“同学都到了。”老段说:“咳你就去吧,学生这么热情。”“我不知道讲什么呀!”刘林阿农也劝,硬把我推出门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搞活动,老段等一起去助阵,刘林还提上暖瓶给我倒开水。

 

       一进礼堂,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,好多青年教师也来了。我说我被临时通知没准备,只能是座谈了,大家想聊什么,传纸条吧?

 

       刚开始还平平稳稳,没出格儿。后来收到一张条子,问我对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怎么看?我批评了这个电影。正巧前一天在青年报上看到一篇报道,12个战士在最近的一场战斗中全部牺牲,配图是这12个青年在战役开始前,记者给拍的合影,个个都漂亮、个个笑容灿烂,有的还有妻子。我强调了生命的价值,历数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。这么一说就刹不住了。后来揭发我的另一大错误言论是全盘西化。我将日本明治维新和清国洋务运动进行比较,否定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,主张在制度和文化上做根本改造。其实这些都是当时文化界讨论的热点,但可能不像今天这么普及,所以很多人听了感到新鲜。会场气氛特别热烈。刘林说我喝了整整两暖瓶开水。

 

       结束后,刘林阿农等都说我讲得好。刘林说:“你讲到清廷腐烂甲午战败时,我眼泪差点儿下来。”老段开玩笑说:“你现在成了学生的思想领袖了……如果你振臂一呼,黄麓师范的一半学生都会跟你上山打游击。”

 

3.

       另一位副组长老汪,原来就跟我认识,在这8人当中他也只有我一个熟人。他岁数最大,不会笑,跟其他人也没什么共同话题。倒不是生性寡言,他其实挺爱说的,但他的话别人一般接不上,比如他说王致和臭豆腐是他们家的,这话怎么接?从此我们每月有臭豆腐吃了?何况他又不姓王。

 

       有一次去合肥,在长途车上我俩坐一起。他忽然没头没脑地骂起老段来,说了一大堆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最后的意思是:让我和他联合起来,把老段拱倒!我才最适合当组长,他来辅助我。

 

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嘛!推我当组长?这种拉拢和挑拨的手段,简直是幼稚园级别的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说:你四十多了,来这鬼地方辛苦一年,为什么?不就为入党吗?咱们这些人里只有老段是在党的,到时候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。你应该跟他搞好关系。其他人,没一个愿意跟你竞争,将来搞评议的话,我们群众肯定会一致推荐你。这不就成了嘛!你拱倒老段有什么意义呀?

 

       他说:我这人,对歪风邪气就是看不惯!

 

       我警告他:我来支教,就是玩儿来了。咱们8个人相处不错,不容易。我希望这一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,别闹矛盾。除了我和刘林阿农,你们都不是一个单位的,没有利害关系,一年后各奔东西,也犯不上闹矛盾。老段对你没有任何威胁,只会对你有好处,你可不能把咱们内部搞得鸡飞狗跳的。

 

       他愤而不语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开讲座那天,老汪没在学校,请假外出了。估计他那时已在草拟揭发信,当然主要是揭发老段。回校后听到我的讲座内容,把我也给捎上了。信直寄最高层,最高层批给中办王兆国,王直接抓,命安徽讲师团领导和文联领导调查处理。

 

       他揭发的老段的事情,实在太过零碎,什么说下流话啦、给女生起外号之类的。领导看到我的讲座内容,可就不一样了,是正治问题、思想意识问题,高度重视。我成了主要目标。

 

       安徽讲师团总团有一个团长、两个副团长,都是大机关的司局长。团长先到我们黄麓师范来了一趟,他很会作人,嘻嘻哈哈的。吃了晚饭,在我们宿舍二楼的宽大晒台上,跟我们坐在一起喝茶聊天,谈艺术谈家常,说话幽默,常把我们逗得大笑。对于他来此的目的,一个字没提,就跟没这回事一样。第二天大家一团和气地送他离开。

 

       没几天,两个副团长又坐吉普车来了。其中一个跟我们打了招呼,遛了一圈儿,坐上吉普走了,剩下另一个副团长住下来。这个人太简单了,一上来就把自己摆到我们的对立面,气势汹汹,说话也直。他跟我谈,我当然是把他怼回去。跟别人谈,让他们揭发我,谁都不配合,强调我们这个集体一直很和睦,老汪是个神经病。大家对他很冷淡,他住在我们的二楼宿舍,问喝水洗脸怎么办?我们拿出暖瓶和水桶,告诉他打水的地方在哪儿,但没一个人说帮他去打。一个局长,换了别的地方,哪用得着操心这个?薄暮之中,看着他孤伶伶提着大水桶走下山坡小路,真觉得他没那两位团长会当官。

 

4.

       在黄麓师范这种小地方,一听说中秧下了批示,是很恐怖的。学校的气氛骤然一变,校长我们也见不到了;有些老师也不敢接触我们;学生中,则能感到无形的压抑和低沉。原来校园里那种亲切融洽的局面不复存在。

 

       老汪在师生中到处散播,说顾晓阳写了检查,要受处分。他在两个班讲课时,有三节课都在说我的坏话,批判我在讲座上的观点。学生们强烈不满,当时就有人给他递纸条表示抗议。课后,学生向刘林一一做了汇报。

 

       他还在我们内部挑拨,但始终孤立。他对小崔说:“小顾对你有意见。”小崔回答:“不管他对我有什么意见,我也认为他好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一天,我从教室里出来,忽然跟过来一群学生,我都不认识。他们说:“顾老师,你的讲座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,你讲得好!”“顾老师,我们支持你!”我谢了他们。他们围着我久久不散。

 

       晚饭后我们散步,迎面走过来一个同学,与我交会时,往我手里塞了张纸条。我在路灯下展看,也是写“顾老师我们支持你!”匿名,我连他的模样都没看清。

 

       有一天晚上,学校的青年教师黄老师来我的宿舍访问,看样子是有话要说,可没等说,又来了两个学生,要跟我请教社会和人生问题。我开玩笑说这么大问题我哪儿懂啊!可他们不走,我看实际上是来慰问我的。黄老师一看,先告辞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后来刘林告诉我:黄老师去了他那儿,向他说明找我的原因。原来,当初老汪曾向他询问我讲座的情况,他不知有诈,说了许多,还表示有的观点他不同意。出了揭发信事件以后,他觉得自己被老汪利用了,十分气愤。他想对我解释一下,并强调说我的大部分观点他都赞成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们刚来时,曾到合肥去玩儿。在包河公园,有一溜人蹲在那儿摆摊算命。我花五块钱算了一卦。那位先生三十多岁,像个农民,没文化,说我命好就是将来“入党提干”。他让我摘下墨镜,说:“你印堂发暗,时运不佳啊!半个月内须防小人”。我当时心里暗笑:我是主动报名来的,又不是发配充军、劳动改造,有什么不佳的?我们这些人都是临时组合,没有利害关系,有小人又怎样?——没想到,真被这位农民说中了!他还说了一些我的其他事,有过去有未来,全部应验。

 

包河公园

 

       第一波处理结果出来了:老段老汪全部调离黄师,老段去肥东,老汪去皖南。

 

       后来,我和阿农还去肥东看过“段三绝”。

 

5.

       一天晚上,我从合肥回来。长途车是开到学校校园里的,天很黑,下着雪。我下了车,忽然看见屋檐下站着两个人:一个是我们影协的机关党委副书记张阿姨(平时大家好像叫她“老张”,为行文方便写阿姨),一个是电影出版社的中年女编辑(也许是主任,忘了)。我很惊讶。她俩对我满面笑容,说专门从北京来看我们。“这么冷,怎么不在屋里呆着?”“等你呀!”

 

       影协来讲师团的是阿农、刘林和我,他俩一个是出版社的,一个是《大众电影》的。张阿姨把我们仨召集到一块儿,特意给我们带来了一只烧鸡,让我们吃,嘘寒问暖,说来到这儿才知道条件这么艰苦,真是辛苦你们了!吃完聊完,鼓励一番。第二天一早她俩就回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她们此次来,是奉文联之命,把我带回北京的。就是说,对我的处理方案是取消讲师团资格,发回原单位处理。结果二位没执行,回去后,还汇报说我们那里很艰苦、很不容易,被文联领导骂了一顿。

 

       不久,中直机关党委直接给我个人发来一封电报,很简短,调我回影协工作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其实早就归心似箭了,原是兴冲冲而来,把这儿当世外桃源,岂料一根搅屎棍,给搅得乌烟瘴气,还在这鬼地方干嘛呢?但是这样回去,等于承认了错误,心大不甘,必须斗一斗才行。我们仨在一起商量,我说我回去是回去,但要找他们讲理,讲完理再回来,绝不认错。阿农和刘林都赞成,而且做了个决定,他俩跟我一起回,不惜代价,到北京为我申辩。我坚决不答应,说本来没你们俩的事,没必要卷进来。可他们主意已定,固执不变。真是太仗义了!感念至今。

 

6.

       学校开往黄麓镇的长途车,每天早晨6点发车。我们5点起床,简单洗漱,背个书包就走。从我们宿舍到学校前面的广场,有好长一段路。冬天,很冷,也很黑。走近广场,我愣住了:黑压压的一片人群,沉默地站在广场上,为我送行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们班的班长告诉我:班里的几十个同学都来了。更多的是我不认识的学生。没有人召集,一传十十传百,自发聚集到这里。黑暗中,没有人说话,也没人走动,安静得有些可怕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们上了车,人群围在车下。乡村长途车没准点儿,足足等了一个小时。当天降温,冷风嗖嗖。我几次让他们回去,谁也不动。司机终于来了,发动了汽车。学生们一下子拥了过来,挤到车窗下跟我握手。车刚一动,忽然响起了鞭炮声,原来他们在车前车后挂上了响鞭,噼里啪啦像打机关枪。鞭炮释放了大家的情绪,广场上一片呼喊:“顾老师,我们支持你!”“顾老师,一路平安!”我禁不住泪眼模糊。阿农在我旁边说:“晓阳啊,你就是将来挨了处分,或者比处分还厉害,有了今天这一幕,你也值了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我从车窗探出身,朝人群挥手。嗓子眼儿堵,不敢发声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送君送到大树下

       心里几多知心话

       死里逃生闹革命

       枪林弹雨把敌杀

 

 

电影《怒潮》

 

       《送别》这首歌的音乐,放在这个场景挺合适;这段歌词,放在这里也挺合适。我本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,就是嘴巴没有把门儿的,祸从口出,竟把我逼向“死里逃生闹革命,枪林弹雨把敌杀”的意境里去了。好端端一个局面,不旋踵弄糟到这种地步,没有一点点是我的错。

 

       天已经微亮,再看一眼黄麓师范简陋的校舍、校园外朦朦胧胧的山丘。车出校门就是黄土路,颠颠簸簸像蜗牛似地爬动,熄了三四次火。送别的人群一直跟在车后,也就帮助推了三四次车。本来肃穆悲情的气氛在推到高潮时,应该一脚油门,绝尘而去;无奈车不争气、路不争气,把情绪给弄疲沓了,让结尾略带喜感。这就叫“关键时刻掉链子”。

 

       最后一次打着火后,我离开了洪家疃。

 

7.

       我们编辑部共十几个编辑,大多是中老年,只有我和夏虹是新毕业的大学生。我刚来一年,夏虹比我早些。领导很希望有年轻人给杂志带来活力,因此把我们俩当骨干用。我辜负了领导的期望。

 

       北京各国家机关抽调干部,到边远地区支教,是胡×邦首倡。主编老秦在编辑部传达时,抱着例行公事的态度。因为影协机关有三百多人,而我们编辑部最缺人手,即使分派指标,也轮不到我们。况且好好的北京城住着,谁愿意往外跑?

 

       可是在散会时,我站起来说要报名。老秦十分意外,脸色都变了,他不愿意从我们编辑部出人。其他人也都意外,因为看我这副样子,平时玩世不恭,既不想入×也不想当官,分房更没我什么事儿,怎么会争着去抢这份苦差事?

 

一年前我刚来时,领导对我特别好,找我谈申请入党的事。我连连摇头,说不成不成,这可是原则问题,绝对不成!于是影协流传说《电影艺术》调进来一个“现代派”。有人对我挺好奇。这次我报名支教,又在影协引起小轰动,艺术研究室主任陈剑雨(后来电影《红高粱》的编剧)说我:“你还是挺传统的嘛!”

 

       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,就是觉得在北京呆着没劲,想换个地方玩玩儿。当时全民经商大潮已经涌起,每个朋友小本子上都记载着一打以上的大买卖,见了面就是交流贸易信息。我那时候来往的朋友既多且杂,路子比现在野多了,成天为空头买卖谈得口干舌燥,还挺乐此不疲。但时间一长,就厌倦了,嫌北京太热闹。那时多数人都没有电话,来访从不预约,我家从早到晚人不断,半夜都有人站在胡同里喊开门。因此,有这么一个机会离开北京,正好可以躲个清净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去安徽时,带了一箱子书(我妈当年下干校时打的大木箱)。根据日记,到黄师头一个星期,就寄出三十多封信。写信是清理头脑、治疗心理问题的好办法,是与他人进行深度交流的好工具、好形式,现在已近灭绝。我和多多通信最频繁、谈得最深,他的信是满纸珠玉,一腔孤愤。当时他34岁,以今天来看,还是嫩得掐出水的花样年华。北岛在西德,多多告诉我,他回国后听说我去了安徽,“十分震惊”。不久马高明到合肥出差,特意来黄师看我,北岛托他送我一盒从德国带回的古典音乐磁带,本来还有一个高级打火机,没出北京就被人“劫”走了。

 

八十年代的诗人多多(左二)和马高明(左三),图片来自网络

 

       我在黄师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,心非常静。宿舍的后窗外是一片打谷场,场上堆着印象派绘画中那样的干草垛。水牛追逐而来,绕垛三匝,追逐而去,发乎情,不止乎礼。黑脊背的老汉赶着白鹅走过,鹅们大摇大摆,伸长脖子能看见我。远处,就是我和刘林游过泳的池塘。池塘后面层层山丘。书桌摆在后窗下,我每天坐在桌前看书、写作、备课、批作业,井井有条。

 

       可惜,好景不长。

 

8.

       回到北京是12月底。张阿姨说过完元旦,苏云同志听我汇报。

 

       到了那天,我走进会议室,只见长条大会议桌后,坐着七八个领导,中间是全国影协副主席、常务书记苏云,他两旁有丁书记、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、《大众电影》的社长等,我们主编老秦坐在边上,很沉重的样子。长条桌的另一面,只放一把椅子,是给我坐的。

 

       一看这阵势,像审判啊!兴师动众来了这么多头头。我把心一横,豁出去了,死不认错。虽然影协很好,领导对我也一直宽容,可要硬逼我检讨,那我也只好对不住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老秦说:“晓阳,坐。你把情况谈一谈吧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我开始说了,从入校开始讲起,刚讲到为什么办讲座,苏云把手一挥,打断我说:

 

      “你不用说了!那些话,别说你没说过,就是说了,也没关系!年轻人,思想活跃,说些错话,办些错事,没什么了不起!”他指指身旁的丁书记和另一位(我忘了是谁了),“老丁,老×,年轻的时候不都打过右哌吗?都是过来人。你回去好好工作,不要有思想负担……”

 

       就这么简简单单几句话,问题解决了!我看到所有的人、尤其是老秦,大松了一口气,脸色开朗起来。我自己则差点儿泪目。还没等我感激涕零说点儿什么,散会了,前后不到十分钟。

 

苏云与夫人向隽殊(苏云,山西陵川人,1938年参加八路军,长年担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。向隽殊,著名配音演员)

 

       真是太出乎我意料了!

 

       张阿姨见到我笑眯眯的。这是个大好人,她有精彩的人生故事,有机会另表。我问她中直那边怎么办?她说:“你去呀,去找他们谈谈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第二天我去了中直。接待我的一个是组知部副部长、一个是年轻的处长。他们主要是听。我滔滔不绝,把我们在那里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,同时对安徽团领导的作风和方法也提出意见。他们态度很好,没有反驳我,更没有批评训斥。最后,我要求马上返回学校,继续未完成的工作。这他们可就不答应了,说安徽你就不要回啦,在影协安心上班吧。我说我的班一直是我授课,快期末考试了,如果我不参与出考题,会影响学生的成绩。他们劝我放心。到午饭时间了,二位表示谈话可以结束了。我说你们答应我回安徽就行,否则还得谈。他们说我们再研究研究,你跟我们一起到食堂吃饭吧?我说谢谢不用了,你们也先别去吃,谈完再去。他们都笑,拿起食具往外走。我拦着。他们拍着我肩膀,笑着把我送出门。

 

       回到影协找张阿姨,想汇报谈话情况。我还没开口,她就给我竖大拇指:“说得好!说得好!”“什么说得好?”“你在中直说得好。”“您都知道了?”张阿姨笑着说:“你在中直谈的时候,那不是个套间吗?文联组纸部的副部长就在里屋一直听着哪!你刚走他就给我打电话了,说你谈得不错……这可不容易啊!本来文联一直是批我的,对影协有意见,说我们包庇你。这回他也说不错,那就没事儿啦。”“可我还想回学校呢。”“你这个晓阳啊,哈哈哈,学校就别去了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好吧,张阿姨开口说不去,那就不去了。其实这么一折腾,我也真不想去了。北京多好啊!

 

       后来听说中直和文联有个结论,说我在讲座中的某些话是场合不当,但不是正治问题。这应该算是个相当宽大的结论。从此这件事再没人提起。

 

影协对我真是做到了家,在评选1985年度先进工作者时,我也榜上有名,并奖励150元奖金。这是我平生获得的唯一一个荣誉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惹了那么大麻烦,不仅没批评过一句,还给我以表彰,简直令人难以置信!还能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领导们呢?

 

9.

       老段结束讲师团工作后,来影协找过我一次,互道契阔。他还是那么不温不火的,一笑,小胡子微微翘起,又坏又可爱。他在计划拍摄纪录片。他是“老三届”的,经的事儿多了,这点小风波,对他没有丝毫影响。近年网上发布的红色活动中,常能看到他的身影。去年北京清理环境,微信上流传一段视频,是北京远郊山区拆除违建,村中居民与清理人员对峙的场面:一个小老头儿站在一排盾牌前,大呼:“你们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?我们老百姓过得好好儿的,为什么要拆!……抗战期间,我父亲是这儿的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……你们就不能为老百姓想想吗?”画面是个大全景,人太小看不清,但一听嗓音就知道是“段三绝”。

 

现在的老段(左一),图片来自网络

 

       刘林升官了,提拔为主任。阿农研究电影音乐,出了专著。

 

       伪“王致和臭豆腐”,继续对歪风邪气看不惯。回北京后,他那犀利的目光又瞄上了文联主持工作的部级大干部,给中秧寄出重磅揭发信,揭发这位领导访问日本期间腐化堕落。据说,证据只是一张领导在日本与艺伎拍的照片,其他全是捕风捉影。大概当时高层对艺伎与妓女的区别不甚了然,这回还真把领导给告倒了。当初,这位领导看了他揭发我的信,曾给影协施压让严肃处理我。没想到,还是同一个人写的揭发信,却把领导本人整了下去。真够荒诞。

 

       当然老汪在文联系统是别想再混了,灰溜溜调到了其他单位。

 

       老汪这个人是某一类典型。文戈开始时,他已参加工作,是个成年人,经历了整个运动。从此后,他似乎就患上了“运动后遗症”,以揭发别人为终身职志,走到哪儿揭到哪儿,不揭出点儿什么,浑身难受。更要命的,是他从揭发中并未能攫取到什么个人利益,而异化为为揭发而揭发,用伯恩斯坦的话说,“目的是没有的,运动就是一切”。我感觉他并不是对哪个具体的人(包括我)有什么恶意;但也可说,只要是人,他都有恶意。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人格。

 

       我回北京一年多后,有一天编辑部开全体会议。正开着,门被推出一条缝,一颗陌生年轻人的脑袋伸进来,沿室内转了一圈,转到我,停住了,“顾老师,你好!”见我发愣,又说:“我是黄师的学生,来看你来了。”我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。我不认识他,连模样也没有印象。他说他是某某村的,毕业后跟同乡一起做生意,好像是做石材。这回来北京出差,特意来看望我。我离开黄师一年多了,跟他什么关系也没有,他还一直惦记我,我很感动,也很欣慰。

 

       近年在网上浏览黄麓师范的信息,见新楼簇起,与昔日面目全非。在一篇介绍学校今昔的文章中,把我也编入了校友名列,我感到很荣幸。

 

 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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