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彭小莲拍的一部纪录片里，贾植芳说：“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，都很绅士，比如胡适。从日本回来的，都有流氓气，如陈独秀、李大钊等等。”（大意）

       这个说法有意思。

       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有两大派：英美派和法日派。英美派的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，还有陈源等。法日派的领袖是李石曾（留法，河北高阳人），他是蔡先生的好朋友，但他在北大时间很短，且胸怀大志，是要另开局面的。法日派中在北大真正有影响的，是一帮浙江人，或称浙江派。

蔡先生掌校，身边自然被许多人包围。罗章龙说：“蔡先生是浙江绍兴人，他周围的师爷们很有谋略，很能办事，但很顽固、保守”，所以罗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特意避开那些师爷，直接找蔡校长批准。当然这是罗的一家之言，而且他也没点明所谓“师爷”是谁。

根据其他人的说法，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，是沈尹默、沈兼士兄弟等浙江派。尹默、兼士还有个哥哥叫沈士远，也是北大教授，时人称为北大“三沈二马（马裕藻、马衡兄弟，也是留日浙江人）”。哥哥性格直爽，有北方人的气概。真正参预校务深的，是尹默和兼士，他俩不同一般文人，不仅学问好，还多计谋，行动力强，日后都当过大学校长。沈兼士跟同乡朱家骅交往密切，所以后来与国民党关系很深。沈尹默沉着多思虑，属于摇鹅毛扇的，遇事退避，背后拿主意的却是他，人送外号“鬼谷子”。这两兄弟在浙江派中很有势力。我们今人知道沈尹默的大名，只把他当成大书法家了。

沈尹默

陈独秀就是沈尹默举荐给蔡元培的。李大钊是留日的章士钊推荐的，图书馆主任原是章，章离职时荐李代己。

       在日本，陈独秀、章士钊、苏曼殊三人同租一室，关系非常亲密。陈、苏爱好文艺，章学法科，热衷政治，陈独秀说他是个“十足的官迷”。三人虽个性殊异志向不同，但交谊深厚。后来陈、章都搞起政治来。陈独秀不俭细行，爱嫖，北京的报纸上登过“八卦”，说他在窑子里争风吃醋，抓破妓女的下体。章士钊多才而多欲，当了官后，抽、嫖、赌、纳妾没有他不干的，“生活很腐烂”，令从小佩服他文章的梁漱溟感到失望。苏曼殊写诗，后来当和尚了。

       李大钊人品高洁，表面很温和，内心强悍激烈，同时代人对他的负面评价似乎不多。可是他跟留美的胡适却合不来，周作人说：“二人本来是薰莸异器，合作是不可能的”。薰是一种香草，莸也是植物，味臭，周的话我理解不是说谁香谁臭，而是说不同味道的东西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里。

       绍兴周氏兄弟都是留日的，名气很大。在二十年代，英美派和法日派对立加剧，两派互掐，有人认为鲁迅和周作人是法日派的笔杆子。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，英美派的陈源（与杨同乡，无锡人）支持校长，周氏兄弟支持学生，彼此结下很大的梁子。陈源说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是剽窃日本人的。鲁迅骂杨荫榆的文章，我们也都读过。但鲁迅只是在北大教几个钟点的课，并不是正式聘任的教授。周作人一心埋头做文章，于人事方面不在行。从个性看，鲁迅是眦睚必报，最爱记仇；周作人却比较懦弱，应付不了事。所以流氓气乎？绅士乎？也不能一概而论。

       留美的胡适为人温和、理性、客气，还有“平生不解藏人善”的美德，很开阔。同是安徽人，他与陈独秀的性格也大不相同。他当校长很开明，没有官气霸气，傅斯年说他是个“性善主义者”，包含着比较软的意思。当时图书馆长叫毛子水，对左派文人看不上，订的左派刊物少，一次学生包围了毛馆长要求增加，毛不答应。恰巧胡适路过，便说：“毛公啊，你就答应他们的要求，去照订那些报刊不就了事了吗？”毛却反问：“究竟你是图书馆长？我是图书馆长？”他听了，只得“好、好”应付两声走开了。这件事看出，一他对学生开明，二对同事“部下”尊重，确实有绅士风度。

       我小时候因偶然的机会，接触到一次胡适的同代人，就是邹秉文老先生。邹祖籍江苏，随做官的父亲在广东长大，少时与一帮纨绔子弟混在一起，架鹰走狗无所不作。十五岁时幡然醒悟，转到北京来念书，从此刻苦自励，一心向学。后留美，与胡适都在康奈尔大学农科（胡1915年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）。学成回国，成为中国第一代植物病理学家和农业教育家，还创办上海商品检疫所，从此中国才有了进出口商品检疫检验制度。抗战后是中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代表。1956年回国，担任农业部和高等教育部的顾问。据说，在国务院的两个部委兼顾问的民主人士，只此一人，都是周总理安排的。

邹秉文

      他家住在东受禄街北边一幢小洋楼里，离我家很近，有时能看见他在胡同里走过，白净面皮，相貌堂堂，满头银发，一丝不乱，穿着整齐干净，很讲究。

       我上初中时，父亲被强迫抱病下放到河南农村五七干校，他一走，北京只剩下我带着有病的二姐（大我四岁）了，所以家里雇了个保姆。这个保姆以前在邹秉文家做过。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，一进门，见邹老先生正与保姆谈什么事。老先生看见我，站了起来，彬彬有礼地伸出手跟我握手，并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同你爸爸很要好。”

       这使我感到惊讶。

       首先，我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儿，他是老爷爷辈的尊长，但他却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人对待，郑重其事地与我寒暄，这是我从来没遇到过的事情，也是第一次有大人来与我握手。在当时的社会里，这种事极其罕见，现在恐怕也不多。

       其次，更重要，我父亲在几年前就被彻底打倒了，是有名的“死老虎”。在干校里，又被当成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件的“黑后台”，是全干校集中火力狠批的中心人物，每天大会小会不停地斗。这个情况，他们单位的人，无论在干校的还是留北京的，都知道。这种气氛下，我父亲那些同事不故意找茬儿迫害我就算好的了，对我避之唯恐不及也属正常。因为同情我，就等于同情我父亲（这种无情的斗争学说，与法日派英美派都无关，是苏俄派的）。邹老先生却不仅不撇清与我父亲的关系，反而主动说和他“很要好”，这个人心中要有多么不可动摇的价值观才会这样做呀。

       我不了解我父亲与邹老先生的关系，根据当时一般情况推测，党内党外的人不会走得很近。而且我父亲性格内向，想法也怪，与机关里的任何人都没有私交，不串门、不吃喝应酬、工作以外不来往。因此，邹老先生说同我父亲很要好，大半不是出于“私谊”，也不限于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，在那种严酷的环境里，毋宁说他是在安慰和鼓励一个陷于困境的少年人！（我们家的惨况，他一定也听保姆讲了）。他说这话，乃是出于人性。而当时最缺的，就是人性。

       文戈初期，邹秉文也受到冲击。在批他的大字报里，还揭发他给保姆的钱太多。好像也抄过他家。修地铁时，那栋小洋楼拆了，他家搬到红霞公寓。据说，他只要坐一次电梯，就给开电梯的一块钱小费。用机关的车，每次都给司机三块五块的。从文戈中到改革开放后他去世，一直都这样做。

       如果说这些小事都算是绅士作风，那他做绅士做得真是坚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