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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晓阳| 五四人物:留美的很绅士?留日的有流氓气?

      在彭小莲拍的一部纪录片里,贾植芳说:“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,都很绅士,比如胡适。从日本回来的,都有流氓气,如陈独秀、李大钊等等。”(大意)

       这个说法有意思。

       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有两大派:英美派和法日派。英美派的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,还有陈源等。法日派的领袖是李石曾(留法,河北高阳人),他是蔡先生的好朋友,但他在北大时间很短,且胸怀大志,是要另开局面的。法日派中在北大真正有影响的,是一帮浙江人,或称浙江派。

蔡先生掌校,身边自然被许多人包围。罗章龙说:“蔡先生是浙江绍兴人,他周围的师爷们很有谋略,很能办事,但很顽固、保守”,所以罗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,特意避开那些师爷,直接找蔡校长批准。当然这是罗的一家之言,而且他也没点明所谓“师爷”是谁。

根据其他人的说法,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,是沈尹默、沈兼士兄弟等浙江派。尹默、兼士还有个哥哥叫沈士远,也是北大教授,时人称为北大“三沈二马(马裕藻、马衡兄弟,也是留日浙江人)”。哥哥性格直爽,有北方人的气概。真正参预校务深的,是尹默和兼士,他俩不同一般文人,不仅学问好,还多计谋,行动力强,日后都当过大学校长。沈兼士跟同乡朱家骅交往密切,所以后来与国民党关系很深。沈尹默沉着多思虑,属于摇鹅毛扇的,遇事退避,背后拿主意的却是他,人送外号“鬼谷子”。这两兄弟在浙江派中很有势力。我们今人知道沈尹默的大名,只把他当成大书法家了。

沈尹默

 

陈独秀就是沈尹默举荐给蔡元培的。李大钊是留日的章士钊推荐的,图书馆主任原是章,章离职时荐李代己。

       在日本,陈独秀、章士钊、苏曼殊三人同租一室,关系非常亲密。陈、苏爱好文艺,章学法科,热衷政治,陈独秀说他是个“十足的官迷”。三人虽个性殊异志向不同,但交谊深厚。后来陈、章都搞起政治来。陈独秀不俭细行,爱嫖,北京的报纸上登过“八卦”,说他在窑子里争风吃醋,抓破妓女的下体。章士钊多才而多欲,当了官后,抽、嫖、赌、纳妾没有他不干的,“生活很腐烂”,令从小佩服他文章的梁漱溟感到失望。苏曼殊写诗,后来当和尚了。

       李大钊人品高洁,表面很温和,内心强悍激烈,同时代人对他的负面评价似乎不多。可是他跟留美的胡适却合不来,周作人说:“二人本来是薰莸异器,合作是不可能的”。薰是一种香草,莸也是植物,味臭,周的话我理解不是说谁香谁臭,而是说不同味道的东西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里。

       绍兴周氏兄弟都是留日的,名气很大。在二十年代,英美派和法日派对立加剧,两派互掐,有人认为鲁迅和周作人是法日派的笔杆子。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,英美派的陈源(与杨同乡,无锡人)支持校长,周氏兄弟支持学生,彼此结下很大的梁子。陈源说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是剽窃日本人的。鲁迅骂杨荫榆的文章,我们也都读过。但鲁迅只是在北大教几个钟点的课,并不是正式聘任的教授。周作人一心埋头做文章,于人事方面不在行。从个性看,鲁迅是眦睚必报,最爱记仇;周作人却比较懦弱,应付不了事。所以流氓气乎?绅士乎?也不能一概而论。

       留美的胡适为人温和、理性、客气,还有“平生不解藏人善”的美德,很开阔。同是安徽人,他与陈独秀的性格也大不相同。他当校长很开明,没有官气霸气,傅斯年说他是个“性善主义者”,包含着比较软的意思。当时图书馆长叫毛子水,对左派文人看不上,订的左派刊物少,一次学生包围了毛馆长要求增加,毛不答应。恰巧胡适路过,便说:“毛公啊,你就答应他们的要求,去照订那些报刊不就了事了吗?”毛却反问:“究竟你是图书馆长?我是图书馆长?”他听了,只得“好、好”应付两声走开了。这件事看出,一他对学生开明,二对同事“部下”尊重,确实有绅士风度。

       我小时候因偶然的机会,接触到一次胡适的同代人,就是邹秉文老先生。邹祖籍江苏,随做官的父亲在广东长大,少时与一帮纨绔子弟混在一起,架鹰走狗无所不作。十五岁时幡然醒悟,转到北京来念书,从此刻苦自励,一心向学。后留美,与胡适都在康奈尔大学农科(胡1915年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)。学成回国,成为中国第一代植物病理学家和农业教育家,还创办上海商品检疫所,从此中国才有了进出口商品检疫检验制度。抗战后是中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代表。1956年回国,担任农业部和高等教育部的顾问。据说,在国务院的两个部委兼顾问的民主人士,只此一人,都是周总理安排的。

邹秉文

 

      他家住在东受禄街北边一幢小洋楼里,离我家很近,有时能看见他在胡同里走过,白净面皮,相貌堂堂,满头银发,一丝不乱,穿着整齐干净,很讲究。

       我上初中时,父亲被强迫抱病下放到河南农村五七干校,他一走,北京只剩下我带着有病的二姐(大我四岁)了,所以家里雇了个保姆。这个保姆以前在邹秉文家做过。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,一进门,见邹老先生正与保姆谈什么事。老先生看见我,站了起来,彬彬有礼地伸出手跟我握手,并自我介绍说:“我同你爸爸很要好。”

       这使我感到惊讶。

       首先,我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儿,他是老爷爷辈的尊长,但他却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人对待,郑重其事地与我寒暄,这是我从来没遇到过的事情,也是第一次有大人来与我握手。在当时的社会里,这种事极其罕见,现在恐怕也不多。

       其次,更重要,我父亲在几年前就被彻底打倒了,是有名的“死老虎”。在干校里,又被当成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件的“黑后台”,是全干校集中火力狠批的中心人物,每天大会小会不停地斗。这个情况,他们单位的人,无论在干校的还是留北京的,都知道。这种气氛下,我父亲那些同事不故意找茬儿迫害我就算好的了,对我避之唯恐不及也属正常。因为同情我,就等于同情我父亲(这种无情的斗争学说,与法日派英美派都无关,是苏俄派的)。邹老先生却不仅不撇清与我父亲的关系,反而主动说和他“很要好”,这个人心中要有多么不可动摇的价值观才会这样做呀。

       我不了解我父亲与邹老先生的关系,根据当时一般情况推测,党内党外的人不会走得很近。而且我父亲性格内向,想法也怪,与机关里的任何人都没有私交,不串门、不吃喝应酬、工作以外不来往。因此,邹老先生说同我父亲很要好,大半不是出于“私谊”,也不限于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,在那种严酷的环境里,毋宁说他是在安慰和鼓励一个陷于困境的少年人!(我们家的惨况,他一定也听保姆讲了)。他说这话,乃是出于人性。而当时最缺的,就是人性。

       文戈初期,邹秉文也受到冲击。在批他的大字报里,还揭发他给保姆的钱太多。好像也抄过他家。修地铁时,那栋小洋楼拆了,他家搬到红霞公寓。据说,他只要坐一次电梯,就给开电梯的一块钱小费。用机关的车,每次都给司机三块五块的。从文戈中到改革开放后他去世,一直都这样做。

       如果说这些小事都算是绅士作风,那他做绅士做得真是坚定。

 

 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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