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

 

大二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早晨，我从家去学校，走到教室前，几个同学站在门口。吴方老远就问我：“哎！有人提出要罢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“罢呀！罢！我拥护！”我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，只要不上课，什么理由都行。

下午，听说各系代表开会讨论，我们立马杀了过去。我并不代表谁，是担心绥靖派占上风，罢不成课，准备去起哄。

 

一进会场，人挤得满满当当，发言者争先恐后、慷慨激昂。印象最深的是郭同学的话，他说：“要把参加不参加巴客，作为三好学生里政治思想好不好的重要标准……”我大声给他叫好。真是太有才了！不仅胆子大，还有谋略。有这样的人在，我们这帮起哄架秧子的就不用操心了。

 

人大大约在1970年解散，校舍分配给二炮。1978年复校后，退还了一小部分。但教室不够用，从教室到学生食堂要走几里地，北京籍的学生大部分没有宿舍……因此全校上下都不满意，交涉了一年多，没有结果。

 

宣布罢客后，成立了纠察队，把不参加的学生叫学贼，声言要公布名字。在我印象里，好像没有几个不参加的。

 

游行定在1979年10月10日下午。分散进城，在民族宫前集合，时间一到，立刻整齐队伍，打起旗帜标语。有一些人头上绑了布条，这种方式以前从未有过，大概是看电视新闻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，没料到，这次“剽窃”模仿，却在中国开创出了一个传统，延续至今。黄仁宇后来讽刺过这种舶来的传统。

队伍约两千多人，浩浩荡荡，延西长安街向东而行。一路喊着口号，主要是“还我校舍”“还我食堂”之类，没有什么太激进的。西单墙前聚集着很多看大字报的人，我们一过，其中有些便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。走在我旁边的是个农民，穿得破破烂烂，手持两块竹板，啪嗒啪嗒敲打着唱说冤情，因为口音重，我听不大懂，好像是骂他们村长的。后来纠察队将这些社会人士劝离了队伍。从我们这次起一直到现在，好像有这样一个观念，就是要保持学生活动的“单纯性”，一旦社会人士加入，性质就变了，容易遭到弹压。现在看，是否如此？值得讨论。百分百是学生就能保平安吗？

 

外国记者们可乐坏了，紧跟我们不放。有些人不会中文，同学中英语好的大显身手。我印象深的是一个留小胡子的海外华人，身挎几台相机，跑前跑后，异常活跃。多年后知道，他是美联社的，叫刘香成，因在那些年拍摄了很多中国新闻照片而著名，后来还在后海边上买了个四合院。

 

队伍来到广场绕了一圈，又掉头往回走，在新华门前停了下来。我们整齐地坐在大门前，围观的人很多，影响到道路交通，造成汽车拥堵。学生代表将上书交给门前的警卫，并提出要求：请一位副总哩以上的官员出来与我们对话。

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。大门内静悄悄的，一点儿动静没有。同学们的情绪激动起来。我们班老许是校舞蹈队队长，他站在前面，指挥我们唱歌，“同学们大家起来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！……我们今天是桃李芳菲，明天是社会的栋梁……”唱得我们热血沸腾。

 

我妈妈下班回家，坐10路公共汽车，在门前那段路被堵住了。她向队伍里找我没找到，看见了我们的一个老邻居小刘。老太太心生感慨，“这可都是共产党的孩子啊！”

 

眼看天要黑。我去对面石碑胡同上公共厕所，团委负责老师刚好从里面出来，高声对我说：“顾晓阳，告诉同学，已经派车去拉面包汽水了。”

 

坐了大约超过两个小时，毫无动静，形势相当严峻。在我们看，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对话的要求，一点儿也不过分。大门内，却什么反应都没有。坐下去等吗？谁知等到什么时候！后果难以预料。但就此撤退、不了了之呢？等于失败了。焦虑和愤怒的情绪在上升。

 

校学生会要求每个系出一个代表，商讨下一步的行动。我们班此前没选过什么代表，有同学就喊我的名字。我没动，觉得既有班长、支书等班干部，还是按原有的系统比较好。我们的日语老师正好坐在我后面，用脚尖碰碰我，激昂地说：“顾晓阳，这种时候，不要讲什么谦虚！”我噌地一下站起来，走到东边的石狮子前，加入到讨论中。

 

代表们的意见分成两派：一派以科社系班长老肖为主，认为我们的诉求已经上达、影响也造出去了，应该见好就收，就地解散，僵持下去，不会有好结果。另一派以我为主，坚决反对解散，必须要上面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，就是有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，大致意思是：不是勤务员吗？勤务员就是服务的，现在我们叫他都叫不出来，怎么给我们服务？骗人！

 

两派吵得不可开交，谁也说不服谁。老肖一说话脸就通红，很激动的样子，嗓门大；我嗓门也不小。最后，只好以投票方式做决定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在各系代表表态“撤”或“不撤”时，我紧张得要命，掐着手指头计算，掐得手心直冒汗。表决结果：主张撤的人比反对的人，多出一票。

我们都接受了表决结果。

 

这可是实实在在的“作鸟兽散”，大街上布满步行的学生，向八方流动。大家情绪相当沮丧，不少人因愤怒而激动。老许家在电报大楼附近，他激情无法平息，邀我们几个到他家再聊聊。

 

我们六七个人坐在小屋里，吃着炸酱面，指点江山，热烈交谈。吴思主张教育救国，我跟他争论了几句。我的观点超激进，也特不靠谱，基本思路是武装斗争。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问题，但也跟从小受的教育有关系。我还乘兴站起来，朗诵了一首我新写的诗《生活》，是郭小川田间体的。吴方听完笑了笑，讽刺我说：“生活，生活，不管生活是什么，还得吃炸酱面。”

 

2.

 

此后几天，小道消息满天飞。我从校外听到一些上面要严肃处理的传言，也不知道真假，在教室聊天时就说了。结果立刻被人汇报给系领导，而且夸大其辞说，“此言一出，全班哗然”。全班哗然？我们班同学要这么容易被忽悠，那倒好了！

 

某系同学“大老猛”写了四个字的大标语打倒军阀，每个字一人多高，张贴在校门两边。传说国宝王老正好路过人大，在车上看见了，大怒，说：“谁写的？枪毙！”大家把这当笑话讲，说大老猛吓得失踪了。

 

二炮的政委和一个副司令的家在西四，是路北两座小楼，新盖的，有围墙围着。一些同学找到那里，往围墙上刷了标语。

 

很快，校方与二炮谈判结束，对方答应分期分批退还校舍。我们的诉求基本得到了满足，宣布复课。

 

校园瞬间恢复平静，又响起朗朗读书声。

 

这次活动，是新中国第一次学生自发的活动，大家利益一致，共识度高，进退有据，理性平和。事后没有一个人遭到秋后算帐。大多数老师都抱有同情支持的态度，有的还参加了活动，据说只有个别教授受到内部批评，很温和。

 

本次活动有几个显著特点：一诉求目标明确适度，二组织工作良好有序，三过程没有出现失控，四结局皆大欢喜。这些特点不仅是空前的，到目前为止也是绝后的。是唯一一次获得成功的学生活动。

 

老肖出生在美国，父母热爱新中国，抱着他回了北京。他是“老三届”的，上中学时经历了文化革命，有丰富的体验，也有深切的反思。所以他的性格虽偏激动型，看问题却理性明智。他说他这辈子唯一想干的事就是读书，因此在人民大学一直念完了博士。然后，他翻出自己在美国的出生证明，去了大使馆，立刻获得签证。他定居在洛杉矶，仍然在大学里工作。

 

当年罢客期间，新闻系同学组织记者团，召开记者会，异常活跃。日后，他们班出了一大批媒体精英，有的人名噪天下，这里就不一一列名了，因为我并不清楚他们每个人在活动中的行迹。

 

那个发言令我激赏的郭同学，毕业后先在体制内当官，后来下海经商，创出一番大事业。

 

我们班同学没有在全校层面上特别活跃的人，但也无一学贼。吴方、吴思、老许后来都成了学者。向系里汇报我的言行“打小报告”的人，不仅那期间有，大学四年一直就没停过。是谁？不知道，我也不在乎。应该是关系不错、跟我接触比较多的同学，不然也听不到我那么多话。连黄苗子冯亦代他们都给上级当情报员，揭发自己的好朋友，可见无论尊卑上下，这样的人到处都是。根子在需要此类情报的那个系统，如果上面用不着掌握和控制人们脑子里想的和嘴巴上说的，谁还愿意干这种卑鄙的事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