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新传媒
位置:博客 > 顾晓阳 > 顾晓阳 | 70年代人民大学罢课亲历记

顾晓阳 | 70年代人民大学罢课亲历记

1.
 
大二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早晨,我从家去学校,走到教室前,几个同学站在门口。吴方老远就问我:“哎!有人提出要罢课,你觉得怎么样?”“罢呀!罢!我拥护!”我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,只要不上课,什么理由都行。
下午,听说各系代表开会讨论,我们立马杀了过去。我并不代表谁,是担心绥靖派占上风,罢不成课,准备去起哄。
 
一进会场,人挤得满满当当,发言者争先恐后、慷慨激昂。印象最深的是郭同学的话,他说:“要把参加不参加巴客,作为三好学生里政治思想好不好的重要标准……”我大声给他叫好。真是太有才了!不仅胆子大,还有谋略。有这样的人在,我们这帮起哄架秧子的就不用操心了。
 
人大大约在1970年解散,校舍分配给二炮。1978年复校后,退还了一小部分。但教室不够用,从教室到学生食堂要走几里地,北京籍的学生大部分没有宿舍……因此全校上下都不满意,交涉了一年多,没有结果。
 
宣布罢客后,成立了纠察队,把不参加的学生叫学贼,声言要公布名字。在我印象里,好像没有几个不参加的。
 
游行定在1979年10月10日下午。分散进城,在民族宫前集合,时间一到,立刻整齐队伍,打起旗帜标语。有一些人头上绑了布条,这种方式以前从未有过,大概是看电视新闻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,没料到,这次“剽窃”模仿,却在中国开创出了一个传统,延续至今。黄仁宇后来讽刺过这种舶来的传统。
队伍约两千多人,浩浩荡荡,延西长安街向东而行。一路喊着口号,主要是“还我校舍”“还我食堂”之类,没有什么太激进的。西单墙前聚集着很多看大字报的人,我们一过,其中有些便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。走在我旁边的是个农民,穿得破破烂烂,手持两块竹板,啪嗒啪嗒敲打着唱说冤情,因为口音重,我听不大懂,好像是骂他们村长的。后来纠察队将这些社会人士劝离了队伍。从我们这次起一直到现在,好像有这样一个观念,就是要保持学生活动的“单纯性”,一旦社会人士加入,性质就变了,容易遭到弹压。现在看,是否如此?值得讨论。百分百是学生就能保平安吗?
 
外国记者们可乐坏了,紧跟我们不放。有些人不会中文,同学中英语好的大显身手。我印象深的是一个留小胡子的海外华人,身挎几台相机,跑前跑后,异常活跃。多年后知道,他是美联社的,叫刘香成,因在那些年拍摄了很多中国新闻照片而著名,后来还在后海边上买了个四合院。
 
队伍来到广场绕了一圈,又掉头往回走,在新华门前停了下来。我们整齐地坐在大门前,围观的人很多,影响到道路交通,造成汽车拥堵。学生代表将上书交给门前的警卫,并提出要求:请一位副总哩以上的官员出来与我们对话。
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。大门内静悄悄的,一点儿动静没有。同学们的情绪激动起来。我们班老许是校舞蹈队队长,他站在前面,指挥我们唱歌,“同学们大家起来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!……我们今天是桃李芳菲,明天是社会的栋梁……”唱得我们热血沸腾。
 
我妈妈下班回家,坐10路公共汽车,在门前那段路被堵住了。她向队伍里找我没找到,看见了我们的一个老邻居小刘。老太太心生感慨,“这可都是共产党的孩子啊!”
 
眼看天要黑。我去对面石碑胡同上公共厕所,团委负责老师刚好从里面出来,高声对我说:“顾晓阳,告诉同学,已经派车去拉面包汽水了。”
 
坐了大约超过两个小时,毫无动静,形势相当严峻。在我们看,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对话的要求,一点儿也不过分。大门内,却什么反应都没有。坐下去等吗?谁知等到什么时候!后果难以预料。但就此撤退、不了了之呢?等于失败了。焦虑和愤怒的情绪在上升。
 
校学生会要求每个系出一个代表,商讨下一步的行动。我们班此前没选过什么代表,有同学就喊我的名字。我没动,觉得既有班长、支书等班干部,还是按原有的系统比较好。我们的日语老师正好坐在我后面,用脚尖碰碰我,激昂地说:“顾晓阳,这种时候,不要讲什么谦虚!”我噌地一下站起来,走到东边的石狮子前,加入到讨论中。
 
代表们的意见分成两派:一派以科社系班长老肖为主,认为我们的诉求已经上达、影响也造出去了,应该见好就收,就地解散,僵持下去,不会有好结果。另一派以我为主,坚决反对解散,必须要上面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,就是有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,大致意思是:不是勤务员吗?勤务员就是服务的,现在我们叫他都叫不出来,怎么给我们服务?骗人!
 
两派吵得不可开交,谁也说不服谁。老肖一说话脸就通红,很激动的样子,嗓门大;我嗓门也不小。最后,只好以投票方式做决定,少数服从多数。在各系代表表态“撤”或“不撤”时,我紧张得要命,掐着手指头计算,掐得手心直冒汗。表决结果:主张撤的人比反对的人,多出一票。
我们都接受了表决结果。
 
这可是实实在在的“作鸟兽散”,大街上布满步行的学生,向八方流动。大家情绪相当沮丧,不少人因愤怒而激动。老许家在电报大楼附近,他激情无法平息,邀我们几个到他家再聊聊。
 
我们六七个人坐在小屋里,吃着炸酱面,指点江山,热烈交谈。吴思主张教育救国,我跟他争论了几句。我的观点超激进,也特不靠谱,基本思路是武装斗争。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问题,但也跟从小受的教育有关系。我还乘兴站起来,朗诵了一首我新写的诗《生活》,是郭小川田间体的。吴方听完笑了笑,讽刺我说:“生活,生活,不管生活是什么,还得吃炸酱面。”
 
2.
 
此后几天,小道消息满天飞。我从校外听到一些上面要严肃处理的传言,也不知道真假,在教室聊天时就说了。结果立刻被人汇报给系领导,而且夸大其辞说,“此言一出,全班哗然”。全班哗然?我们班同学要这么容易被忽悠,那倒好了!
 
某系同学“大老猛”写了四个字的大标语打倒军阀,每个字一人多高,张贴在校门两边。传说国宝王老正好路过人大,在车上看见了,大怒,说:“谁写的?枪毙!”大家把这当笑话讲,说大老猛吓得失踪了。
 
二炮的政委和一个副司令的家在西四,是路北两座小楼,新盖的,有围墙围着。一些同学找到那里,往围墙上刷了标语。
 
很快,校方与二炮谈判结束,对方答应分期分批退还校舍。我们的诉求基本得到了满足,宣布复课。
 
校园瞬间恢复平静,又响起朗朗读书声。
 
这次活动,是新中国第一次学生自发的活动,大家利益一致,共识度高,进退有据,理性平和。事后没有一个人遭到秋后算帐。大多数老师都抱有同情支持的态度,有的还参加了活动,据说只有个别教授受到内部批评,很温和。
 
本次活动有几个显著特点:一诉求目标明确适度,二组织工作良好有序,三过程没有出现失控,四结局皆大欢喜。这些特点不仅是空前的,到目前为止也是绝后的。是唯一一次获得成功的学生活动。
 
老肖出生在美国,父母热爱新中国,抱着他回了北京。他是“老三届”的,上中学时经历了文化革命,有丰富的体验,也有深切的反思。所以他的性格虽偏激动型,看问题却理性明智。他说他这辈子唯一想干的事就是读书,因此在人民大学一直念完了博士。然后,他翻出自己在美国的出生证明,去了大使馆,立刻获得签证。他定居在洛杉矶,仍然在大学里工作。
 
当年罢客期间,新闻系同学组织记者团,召开记者会,异常活跃。日后,他们班出了一大批媒体精英,有的人名噪天下,这里就不一一列名了,因为我并不清楚他们每个人在活动中的行迹。
 
那个发言令我激赏的郭同学,毕业后先在体制内当官,后来下海经商,创出一番大事业。
 
我们班同学没有在全校层面上特别活跃的人,但也无一学贼。吴方、吴思、老许后来都成了学者。向系里汇报我的言行“打小报告”的人,不仅那期间有,大学四年一直就没停过。是谁?不知道,我也不在乎。应该是关系不错、跟我接触比较多的同学,不然也听不到我那么多话。连黄苗子冯亦代他们都给上级当情报员,揭发自己的好朋友,可见无论尊卑上下,这样的人到处都是。根子在需要此类情报的那个系统,如果上面用不着掌握和控制人们脑子里想的和嘴巴上说的,谁还愿意干这种卑鄙的事呢。



推荐 4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