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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晓阳|我的1976:大地震、国丧、粉碎四人帮

  1.

  1976年4月中旬,我从乌鲁木齐回到北京。四·五事件刚被镇压,整个北京城沉闷压抑,谣诼交飞,人们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。

  当天晚上,我妈妈跟我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,全是关于政治形势的:第一夫人如何,老人家如何,邓大人的事情,等等等等。这在我们母子之间还是第一次。自小到大,她从没给我讲过大道理。什么怎么做人、怎么要求进步、国家人民革命传统之类,更不是父母在家庭中使用的词汇。这晚的一席话,像在我灌满正统观念的脑袋里放了一颗炸弹,衷心震动,听呆了。

  我贸然对她说:“我抽根烟行吗?”

  “抽吧。”

  一年前离开家时我还是个孩子,一年后回来,母亲把我当成了大人。我过去都是偷偷摸摸学坏抽着玩儿,自此,在我妈面前大大方方抽起烟来。

  我是回来出差的。我们部队有很多出毛病的摩托车,可着整个新疆找不到更换的零件,多年如废铜烂铁一般堆在仓库。北京的供应在全国首屈一指,部队主管长官打起北京的主意,派我回来采购零件。

  我认为这事简单,不就是修个摩托吗,又不是找火箭推进器!

  前门外有一家销售汽车零件的门市部,我拿着采购单子就去了。门市部的老者把几张单子看了一遍,抬起头,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:“你想买这些零件?”“对,都是一些小零件吧?”“没有。”“是吗?有其中几种也行。”“一种也没有!”我傻了:“一种也……不会吧?您这儿不是……”老者转过身去,不理我了。“同志!”我叫道,“师傅!那哪儿能买到啊?”他头也不回斩钉截铁地说:“不知道!”

  等到我四处碰壁简直走投无路时,才明白不是这位老者态度不好。小小的普通摩托车零件,还真是没有!新疆没有,北京也没有;军队没有,地方上也没有;在全国都是稀缺物资。当然不是绝对没有,工厂还在,只是产量太低,需要上天入地托关系走后门穷尽所有社会关系,才能得到。那时,又岂止是摩托车零件,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极度匮乏,都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搞到手。一斤猪肉,我也要去找并不特熟的初中同学胡斯基,他在北新桥副食店卖肉,要先打上招呼,副食店哪天进肉,他再通知我,我骑上半个小时自行车赶紧过去,这才有肉吃。用后来的话说: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当时习以为常,在今天,这是无法想象的。

  我们中学的一位老师神通广大,是不是为了摩托车零件我忘了,反正那期间我去过他家。他家以前有私产,可能是在运动中被没收了,现在租住在两间逼仄的楼房里,狭小拥挤。他喜欢鸟,在其中一间房里养了好几只,最名贵的一只鹦鹉,他说是印尼总统苏加诺送给周总理的,他由动物园借出来养着——“声色”不知道,“犬马”这类东西,他简直是爱死了。他家海外关系多,当时中美已互设联络处,他在美的亲戚要回大陆探亲访友。他父亲是知名人士,所以有关方面提出给他换个房子。他跟我说:“我就是不换!我就要让我们家亲戚看看我住的什么样儿!”

  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气。

  2.

  张朴在“三轧钢”热轧车间当工人,让我到工厂找他玩儿,请我喝厂里自制的盐汽水,又冰又爽。他小腿上斑斑点点有不少烫伤,还要经常干夜班,很辛苦,但他自己倒挺乐呵。

左起:我、张朴、“梭克尔”

  他们车间有一个师傅,三十多岁,酷好文艺理论。有一次师傅在工作间隙看一本文艺评论集,看着看着,突然把书一摔,大叫一声:“严××,我就操你妈!”张朴早就嘲笑师傅看这种书,赶忙给他摩挲后背,安慰他:“师傅,息怒,息怒!谁让你看的?活该!”书里有一篇严某人的文章,大概是论述“三突出”(在所有人里,突出正面人物;在正面人物里,突出英雄人物;在英雄人物里,突出主要英雄人物)创作原则的,师傅认为胡说八道,上了姓严的当,恨得咬牙切齿。

  跟张朴同一班组的,还有一位叫小刘子,也应该三十出头了,是我的老邻居。在我是小屁孩时,他已是青工,家里养了十几只鸽子,站在房顶上一轰,扑棱棱腾空而起,满天空响起动人的哨音,牛逼大了。所以,他在胡同里一站,总有一圈儿人围着他,我是属于挤在圈儿外说不上话的,仰视着而已。他很早就搬了家,多年没见过。张朴告诉我说,他跟小刘子一提我,小刘子说:“小阳子呀,太熟了!”我真受宠若惊。可惜我去工厂那天,他没上班。

  小刘子的父亲是国军战犯,中将军衔,辽沈战役中被俘,一直在东北服刑。他母亲后来与他父亲的副官结了婚,我小时候看见的,就是这个继父。他母亲是小学老师,骑一辆很旧的外国坤车,印象里永远穿着深色西服裙套装,收拾得整整齐齐,虽然大家都知道她成分不好,但她仪态严整,不卑不亢,在胡同里显得另类。

  在张朴嘴里,小刘子是个赖叽叽、粘糊糊、不招人待见的人,车间里谁都爱挤兑他,谁挤兑他,他都满嘴犯贱,能跟人搅得昏天黑地。前一年,也就是1975年,特赦了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所有在押犯。他父亲也被特赦了,来到北京,连个住处也没有。他母亲和继父自然是不见,更不会收留。父亲希望儿子女儿能管管他。可小刘子和他姐姐谁也不管。小刘子连自己家的地址都不告诉父亲,父亲只好到“三轧钢”来找他。他父亲一来,他就开溜。老人经常在厂门外一蹲蹲一天。唯一对他感兴趣的,是张朴。

1975年,特赦战犯

  张朴觉得他可怜,也蹲在墙根儿,与他聊天。问他是哪部分的,他说原本是张少帅的部下。问他军衔,他说中将阶级。问他今后想怎么办?老人唉声叹气,不发一语。我原来只知道小刘子出身不好,这么详细的情况,都是张朴告诉我的。可惜张朴后来离开了工厂,小刘子和他父亲的事情,就再没听说了。

  3.

  这时,北京人对足球赛燃起了疯狂的热情,一有球赛,满城的自行车像洪水、像铁流,涌向工人体育场,在东长安街和建国门大街等接近工体的道路上,自行车遮没了机动车道,汽车根本无法挪动。通往工体的各路公交车,则成了弱肉强食的角斗场,只有身强力壮者才有挤上去的希望。在工体的各个入口处,都有大批等退票的人,其中就混有后来被称为“黄牛”的人。天生具有商业头脑的,不论处于多么严苛的环境中,总要施展他的才能。

  有一天,我遇到了“三儿”,他问:“看球儿去吗?”“不爱看。”“咳去吧!热闹着哪!别人想找票还找不着呢。”于是我见到了这壮观的景象。

  叫“三儿”的人很多,这位三儿有与众不同之处,所有人叫他的时候,都发第三声,很奇特。怎么来的?不知道。他住在苏州胡同东口,忘了是在哪个工厂当工人。他父亲在波兰、匈牙利等好几个大使馆当过厨师,手艺了得。我们的另一个朋友的父亲,与他父亲是同行,据三儿说,那位叔儿刀工好,一个馒头能切50多片。

  那天是国际比赛,国家队对非洲某国的球队,所以开赛之前,要全体起立奏*国*歌。三儿伸头一看,说:“哟!小庄儿也来了。”我不明所以:“哪个小庄儿?”三儿指指对面:“则栋啊。”主席台上,庄则栋与外宾并肩肃立,精神焕发,看上去还是个青年人。他从一个运动员一步登上了国家体委主任的宝座,这个位子以前是老元帅、副总理贺龙坐的。老帅虽死,小庄犹嫩。他此时绝不会料到,球赛结束,再过仅仅三四个月,自己便会从这个位子上滚落下来,沦为阶下囚。

官场上的庄则栋会见尼克松

  比赛开始了。我很吃惊,除了搞政-治运-动以外,我还从未见过中国人这么狂热。此前,新中国的人民都是内敛的、含蓄的、驯顺的、服从命令听指挥的。在公共场合很少表露个性,即使是参加娱乐活动,也都整齐划一、僵硬拘谨。此刻,他们噢噢大叫,掌声、喝彩声、起哄架秧子的,此起彼伏,尽情宣泄被压抑的情绪。那时,我已是一个被规训的人,对这种气氛感到不适,觉得这像地痞流氓的作风;加之不懂足球,不能理解人们为何如此陶醉。

  4.

  我母亲在(中)央社*会主*义学院工作。六六年七八月,运动刚开始,院长聂真被打倒,造*反群众把我母亲也算做了聂真反()-集-团的成员,揪出来批斗,还关了四十多天。1969年随单位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干校,劳动改造。有一年她回北京探亲,探完亲说什么也不回去了。领导给她做工作,没用;军代表威胁说扣她工资,她说:“扣吧,你怎么扣的将来怎么还给我!”

  她返京不归之后这一段日子,是如何艰难,我当时没留意,日后也没细问,现在永远不会知道了。记忆当中都是她坚强乐观的一面,比如:她每天早晨5点起床,从北京站坐无轨电车,到北海公园打太极拳,无论严寒酷暑,坚持了很多年。后来她跟我说:“有时候我也真不想去,但是硬逼着自己还是去了。”

  这期间,她不断给毛+周+邓等写申诉信,要求给我父亲平反。有的信是放进邮筒寄的,有的是通过关系送上去的,还有的是直接去中()海投递。投递有套路,她是由朋友(好像是林秉衡)指点才知道的,方法是:进府右街,走西侧(即那个海的西墙对面)的人行道,走到那个海的西门正对面,突然转身过马路,直奔西门而去,这时,自会有一位军官从门内走出来。把信交给军官,什么都不用说,军官也什么都不会问,收了信就闪进门去了。这个方法知道的人不多,送达的可能性最大。

  当然,所有的信,都石沉大海了。整个大局不变,某个个人身上是不会发生奇迹的。

  现在想:她当年肯定是希望我留在她身边,不远赴新疆当兵的(我由中学应征入伍),但她没有过丝毫的流露。我年少无知,心中只有自己,把她表面上的无保留支持,当了真。我高兴,她就高兴。她的痛苦辛酸,深埋在心底,千方百计不让我们知道。

  从去年开始,特赦刮民荡县团级以上在押犯,也陆续释放了一些共产党老干部。聂真因牵扯“61人叛徒集团案”,1967年被逮捕,押在秦*城*监-狱。在我这次回京前不久,关了8年的聂真也放出来了。我妈妈马上去看望了他。聂不仅是我母亲的老领导,与我父亲1938年初在豫北就认识了,关系很深。我父亲脾气怪,有一次朱老总来晋东南,聂真要去汇报工作,让我父亲也一起去,他却说什么都不去。在有的人,会把这当成接触总司令的一次机会,很正常;但在我父亲,不是工作必须就不爱社交。后来在另一个场合,他还对聂说过:“我不靠这个吃饭。”这些事,聂真到老了都没忘。解放后,我父亲鲜少与人来往,聂真什么时候跟人说起他来都说好(据魏震五)。母亲给我讲去聂家的情形说:“聂真看见我都哭了。”我当时只一听,多年后,在对母亲有了更深理解时,方才想到:妈妈那天肯定也哭了。

  我出差回到北京,妈妈高兴坏了。洗手做羹汤,恨不得让我一口吃成胖子。那时候我很瘦,满脸青春痘,原来挑食,在新疆饿狠了,变成吃嘛嘛香。我多吃一口饭,她的欣慰就增加一分。可我还是只顾自己,成天上外头转悠,在家里,也是闷头看书,不懂得分担妈妈的操劳烦忧。

  5.

  7月28日凌晨3点多,我从酣睡中醒来,听到妈妈在另一个房间喊我。睡得糊里糊涂,但意识到是出事了。我倒没害怕,还按部就班地穿裤子,下了地,这才感到地板像波浪一样起伏,房间左右晃摆不停。我朝屋门走,整个大地又上下跳动起来,屋架梁柱发出咔咔的响声,院子里闪过一道道蓝色地光,伴有闷雷似的隆隆地声。

  但是很奇怪,我只有惊诧,没有灾难降临的恐惧。

  跌跌撞撞穿过客厅,来到了母亲的房间,只听见她在叫我,却找不着人。我手把着门框循声望去,在写字台底下看到了她。她连外衣也没穿,蹲伏在桌下,大喊:“地震了!快过来!快过来!”。我忽然觉得挺好笑,对她说:“没事儿,没事儿,我可不钻桌子……”地声滚滚,淹没了我的声音。

  强震渐渐停歇下来。我们胡乱穿了衣服,走到胡同里。胡同里全是人。邻居家一面山墙塌下来一块,据说砸到一个孩子的额头,不重。其他人都安好,房子也没大问题。但余震不断,谁都不敢再进屋了。

  我家南边的地铁已经修通,地面填平,工地上空空旷旷,什么也没有。忽然之间,那里搭满了各家各户的地震棚。东西长安街两边、北京站前面的广场……凡是空地,都成了地震棚的世界。大的棚子可容几十人,小棚子仅一人一身,什么材料什么样式的都有。我家的是两张单人木板床拼在一起,床头床脚绑上竹竿,再用蚊帐和塑料布罩住。棚棚相挨,几无隐私可言,发生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。我们周围都是多年的老邻居,互相了解,患难中关系很好。

  我和冷新根等几个朋友去广场上过了一夜。广场虽不准搭地震棚,但满是人。我们在东观礼台上找了个地方,打了一宿扑克牌,拱猪、争上游、打百分儿、信不信,无非这么几种。那时候还没有挂钱的。

  不知为什么我不怕地震,在地震棚里熬了几天,白天暴晒,晚上滂沱大雨,实在受罪。我不顾母亲劝阻,回屋里去睡了,让老太太这份儿担心哪!各种传言在北京城一波接一波散播着,什么动物园的老虎不睡觉啦、公马追母马啦、耗子出洞啦……全都是大地震的前兆。听说有个朋友也受不了了,对他父母说:“老虎睡不睡觉跟我有什么关系!”说罢回到他家在第八层的楼房里,死活不再出来。

  防震是个持久战,天天寝食难安,老人身体堪忧。我送我妈去了上海,住在她的老乡和同学谷春桂家。上海比北京的政/治空气稀薄多了,大家过着小日子,热衷大局面的人不多。我管谷叫老姨。老姨原来是中学校长,已退休,老姨父是上海地下党,圣约翰大学毕业的,曾经留美,解放后长期在大学里工作,他们也不大议论时局。我一个人在淮海路闲逛时,偶遇北京的朋友王言,他在上海有很多朋友,约着一块去游泳,男男女女的,嘎适意,嘎开心,与北京好像是两个世界。

  我住了十几天,先回北京,后来我妈也回来了。我们住进家里,在每个床上都搭了一块木板,据说房子震塌的话,木板能抵挡一下。我看心理安抚大于实用。

  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来我家住了几天。她也是刚从秦×监×出来的,孑然一身。五十年代,她在苏联时,第一夫人去苏联治病,二人成了好朋友,夫人跟她讲了很多自己的事情。回国后,还邀她到家里,把她介绍给毛主席。运动一开始,林利就被抓了起来,可能是夫人认为她知道的隐私太多了。她温和文雅,胖胖的,皮肤白皙,戴眼镜,说到某某,总是欲言又止,而对狱*中的事情,一字不提。她姐姐林秉衡是我母亲的老友,住楼房,觉得还是平房更安全,所以让她来我家住。

  6.

  9月9日那天,小亮到我家来了,坐着闲聊天。

  我和小亮是世交。他一年前复员回来,在科学院工作。这一年科学院热闹异常,某大人起用()耀()、李昌主掌科学院,大刀阔斧搞整顿,人人称快。随着四五运*动被镇压,某大人被再次打倒,胡李又跟着倒了霉。但科学院的大部分人都拥护胡李、拥护某大人,搞批判也搞不起来。小亮知道很多趣事,讲得津津有味。

  大约下午4点,正聊着,忽听我家两道门乒乓一阵响,一个邻居闯了进来,慌乱地大喊:“晓阳,快开收音机,……逝世了!”

  我俩愣了,打开收音机,一阵哀乐传出。

  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!从古到今,英雄无数,但以一身之死生而使山河变色、天下摇动的,没有几个,毛主席是其中之一。我们正亲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。

  我俩都有一种要出大事的预感,无心再聊。小亮起身回家,我说我跟他走一段,看看外面有什么动静没有。

  邻院有一帮机关干部在干活儿,对震坏的房屋进行修缮。此时他们都坐在一片砖瓦上,低首蹙眉,一声不响。有的人抬眼看我们一下,又赶紧低下头。

  我们坐上大1路,延长安街向西而行。广场上静悄悄的,眺望前方,落日西坠,天地昏黄,没有什么异常景象。

  过了西单后,我和小亮道别,下车回家。

  9月18日,举行追悼大会,电视台实况转播。我和母亲在家看电视转播,好像还有一两个十几岁的邻居来看。当主持人高喊“三鞠躬”时,母亲站起来,随着鞠躬,我们一看,也起立鞠躬。

  据说,邻居有一位老干部在看转播时流了泪,对子女说:“我还是挺难过的,跟了他一辈子。”

  当时我姐姐在房山当兵,提醒我:现在全军一级战备,你应该回部队吧?我马上去了海淀的通信兵部,打电话给我们部队负责此事的高团长,问他我是不是要归队?高团长说:战备嘛,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,你就在北京继续执行你的任务吧。

  7.

  修摩托车的公干跑了几个月,在陷入绝望的时候,朋友小铁带来了转机。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是某军队汽车修理厂的厂长,小铁说朋友已经跟父亲讲了,让我直接去他父亲家联系。

  我拎着几个哈密瓜,找到了厂长家。自报家门以后,介绍了一下情况,就不知该说什么了。瓜顺手放在椅子旁边。厂长话也不多,没问什么问题,也不看我,沉默了好一会儿,问我:“几辆啊?”我大着胆子说:“三辆。”厂长说:“运来吧。”

  成了!真是太意外了!我遇到了好人和对的人。他儿子我至今没见过,小铁是我的贵人,厂长此后打交道,都是简简单单公事公办。三辆修完后,我说还有两辆,厂长点点头。两辆又修完,我说还有两辆,厂长又点点头。一辆接一辆,把我们部队的坏摩托全给修了,厂长什么要求也没提。

  高团长很高兴。此前在那毫无进展的几个月里,他也始终没催过我、问过我,想来他是深知修几辆破摩托有多难的。我再也不用着急上火了,松松快快打发着日子。

  10月9日是普通的一天,对我来说却终身难忘。那天,我穿军装外出办事,黄昏回到家。一进门,发现母亲神色有异,她一把抓住我,把我拽到卧室与卫生间的拐角处、旮旯里,压低嗓音,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:“把他们抓起来啦!”

  一阵电击似的战栗。“啊?是吗?!”

  三天前的10月6日,一举抓捕了四人帮。消息正暗中扩散,已经有人喝酒庆祝了。

  语言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。太多的东西骤然汇聚在一起,撞击着我的胸膛,起伏汹涌,难以平静。

  我在屋里待不下去。外面在下雨,我撑开伞,走了出去。从北京站走到王府井,又从王府井走回来,一边走一边哭。黑暗的年代终于到了头!期盼已久,又猝不及防。眼泪里有狂喜,也有锥心的伤痛。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,施予我一场意义非凡的新生洗礼。

  我还年轻,往前看去,看到了希望。 

  注:本文把一些人名和词汇做了变化处理。阅读不便敬请谅解。

 

 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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