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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晓阳 | 洛杉矶:乡愁变成了数码的

 

1

大概在1991年年到1992年间,我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,不深刻,也不是特严重。多次在深夜睡梦中醒来,再也睡不着。印象最深的是在圣迭哥我姐姐家过周末,凌晨3点多,我醒了,轻轻走到房门外,坐在台阶上抽烟,思绪万千。我现在算个什么呢?一日复一日单调地循环着,没有任何意义。日常生活像看不见的蛀虫,星星点点偷蚀着我的生命,恍惚之间,已吞去一大块。日子如同失业者口袋里的钞票,花一张少一张。我的人生目标从未变过,但地域和环境完全变了,在美国用中文写作,无异于死路一条。当然,这不能动摇我。可问题就出在这儿:一边是不动摇的决心,一边是锋利如刀刃的现实,要想调和二者,几乎不可能。

南加州的夏夜冰凉如水,黑如漆。不远处,太平洋的波涛拍打着西海岸,自如,顽强,不知疲倦。烟头扔了一地,悉心打扫干净,不留一点痕迹。天空渐渐发白了,苦闷并没有缓解。

小穆认识一位台湾老者,舞文弄墨,人称才子。在美国几十年,忙忙碌碌于生计,不知道正业是什么。我到一个小中文电视台做过节目,就是此老站在摄影机后面给予指导:“声音再大一点,情绪要饱满……”有一次,我和小穆在加油站看到了他白发苍苍的脑袋,他开一辆租的面包车,准备带台湾旅游团去拉斯维加斯。我忽生感触,对小穆说:“我到50岁的时候,恐怕就是这个样了。他的今天,就是我的明天。”说完寒心,亦不甘心。

消磨苦恼没别的法子,还得写。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,回到家就乏了,睡一个小时,写到半夜。后来晚上常有饭局,我又尝试早晨6点起来写,写到8点半,出门上班。

 

2

比起纽约,洛杉矶的节奏显得缓慢,人们有股子悠闲劲儿,不太着慌,过得挺滋润。四季几乎没有差别的温热气候,使人产生懒洋洋的感觉。

我1991年刚到洛杉矶时,借住在朋友李家。李40出头了,单身,是个大酒鬼兼大情圣。我们一伙人常喝得倚里歪斜。我第一次喝马提尼,就是他推荐的,他刻意隐瞒了马提尼之威力,说一口喝干才过瘾。我一连干掉4杯,就趴在台子上了。那是一家墨西哥人开的酒吧,有个小舞台,我们就坐在舞台边上。漂亮的女歌手在乐队伴奏下放声歌唱。我时不时抬起头来给女歌手伴唱:“嗷儿——!”一次一嗓子,像狼。李指着我对歌手说:“他喜欢你。”歌手说:“我也喜欢他。”“你把他带走吧。”“好啊!但不是今晚。”最后我是被李和山姆架走的,一边走,还不忘了给歌手助唱,“嗷儿——!”

 

中国春节那天,我们在饭桌上就开始喝,饭后换了两家酒吧,不停地喝,半夜又全部拥到李家,各挑自己喜欢的继续喝。他储藏有各种酒,我选了一瓶1.8升(3斤8两)超大瓶日本清酒,喝得一滴不剩。我们横七竖八躺在地毯上,都醉了。纽约的朱老板打来电话问候我,李接起电话,对我喊:“晓阳,找你的!”然后就挂断了。我在另一头,支起上半身,手抓空气作握听筒状,放在耳边继续打鼾。

我来的第三天,他开车带我出门。我问去哪儿?他说:“带你考驾照去,笔试。”“啊?我什么都不知道啊!”“后座上有本笔试题解,你翻翻。”翻了20分钟,车管所就到了,我考了个不及格。当我拿着试卷去柜台约下次考试时间时,柜台里的黑人兄弟满面笑容,看都不看就给盖上了通过的大章。

我买的是一辆马自达323二手车,已跑了8万多英里,1500美元。谁有空了,就来陪我练车。经常来的是凯文,老同学小林的丈夫。事先,小林给我打了预防针:“如果凯文骂你,你可千万别介意啊!他就这脾气。”小林开车就是凯文教的,老被骂。可凯文一次也没骂过我,还教了我许多考试的窍门。不是我开得好,而是夫妻不能互相教开车——你坐在一位菜鸟驾驶的车上,肯定会觉得危险的,夫妻之间无顾忌,张嘴就能骂,但对朋友,就是另一个样了。两个月后,我顺利拿到了驾照。

第二天是周末,阿城叫我去吃饭,我开上车就进了高速公路。第一次在高速路上驾车,很刺激,兴奋加害怕,全身僵硬。聊到深夜2点打道回府,路上几乎没有车,心情也放松了,一高兴,唱起革命歌曲来:“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……”

下一个周末,去机场接人。临出门,忽然想到机场的路纵横交错,不知怎么去接,于是赶紧打电话咨询。一个朋友告诉我:“路牌上有图:机头朝上是送人,机头朝下是接人。”我又是一路高歌去了机场,看图认路,难不倒文盲。

由此,我养成了一个习惯,只要在高速路上开车,就高唱红歌,把小时候练的童子功,又都捡起来了。

 

3

我在一家中文小报上班,主要工作是编辑。为了让笔勤快起来,我开始写人物专访,一年采访了二十多人。后来又另开一个专栏,两周写一篇二三千字的随笔。一年下来,笔头果然活泛了。

我以前北京的同事张利惠,在南加州大学学电影,租住在一位老太太家中。老太太90岁了,福建人,二十年代(也可能是一九一几年,记不清了)与先生来美国留学。先生是美国最早的华人教授之一,很有名。去世后,老太太很怀念他,想写回忆录。但她已超过60年没写过中文,担心写不好,要请人帮助。张利惠推荐了我。方法是:老太太每写出一段,拿给我,做文字上的修改。刚开始确实有点儿疙疙瘩瘩,我一一把它捋顺,很认真。但没过多久,老太太就写顺了,而且越写越好。我一看,这根本用不着改呀!于是每次就是把她的原稿誊写一遍,再交给她。老太太也没说什么,工作顺利完成,付了我大概一千多美元。

二十年后,老太太早已仙逝,我和张利惠等几个朋友在北京吃饭,我讲起这件事,感叹说:“老太太在福建上的小学中学,都是美国教会办的,中文底子真扎实!她的文章有自己的文气,我一点儿都不舍得动,只有照抄。好在老太太也没看出来,要不该说我骗钱了。”张利惠管老太太叫奶奶,大笑,说:“什么没看出来?奶奶老跟我嘀咕,说晓阳怎么也不给我改了?怎么抄一遍就给我了?”又说:“奶奶要是知道你这个评价,得高兴坏了。”“啊?!”我很吃惊,“敢情她知道呀?那她一定认为我是糊弄她。”大伙儿说:“你丫就是糊弄人家!连90岁老太太的钱都骗,你好意思吗你!”

我遇到过骗钱的,不过没上当。

一天,一位朋友打来电话,说有个台湾老板要成立公司,“想找几个骨干”,让我周末去开会。那是雷克大街靠近210高速路旁的一栋写字楼,离我家很近,我去了。一进去,黑压压地坐了上百人。那位台湾老板正在演讲,小个子,脱了西服只穿衬衣,领带也给拽松了,只听他说:“旧金山的是黄埔一期,我们这里,就是黄埔二期……”屏幕上播放着旧金山的高楼大厦,自称都是他的。

这哪里是什么“骨干”会?分明是用报纸广告招来的社会闲杂人员。我站起来要走,朋友把我拦住了。大会散,有二十多人、包括我,又被引导到一间小会议室里。这些人中倒有熟面孔:赵丹的儿子赵劲、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子弟、还有几个博士生。老板进来,又是一通天花乱坠,把坐在他旁边的一个50多岁老头儿说得激动万分,抓住他的胳膊说:“老板啊,我听了那么多金融讲座,没一个比您说得透彻!真是太精彩了!”老板很得意,继续吹,说以后我带你们去赌城,用我的办法,保证个个都赢钱。最后他宣布:从下周一晚上开始,对我们进行培训,培训一周就可以进公司了,期间不仅不收培训费,每人每天还发20美元车马费。

我当然没去培训。老板说的我不懂,所有关于金融股票投资赚钱的话我都没兴趣、听不懂。此外,我认定他是个骗子。认定方法简单粗暴但很管用:钱是靠劳动赚来的,没有天上掉馅饼这回事,有,也砸不到我头上。谁说要砸我,谁就是骗子。

一个星期后,会上的人给我来了电话,问我为什么不去参加培训?我说没兴趣。他说:“先把车马费拿了也好嘛!”然后又讲了一遍如何能赚大钱,还说,那二十几个“骨干”都很踊跃(事实是有三五个人和我一样没去),其中一位我认识的博士还托他给老板送了点心。“送点心?”我问,“干嘛呀?走后门?”他看我不上道,就直接说了:“这么说吧晓阳,你有一万块钱吗?”“干嘛呀?”“投资啊!最少一万块,某某已经投了五万!”“我没有。”电话就挂了。

几个月后,台湾老板卷款而逃。旧金山的大陆同.胞受害者组成了团体,向联邦调查局报案金融诈骗。洛杉矶上当的人们也闻风而起,可是已经晚了。据报道,最多的竟有人投资了几十万美元,全部打了水漂儿。评论说:想不到大陆人还真有钱。(那是1991年啊!)

后来,这位台湾老板逃出美国,又去了中国,用什么手法不清楚,反正还是集资诈骗。2000年前后,因诈骗数额巨大,被判处死刑。

 

4

李的好朋友山姆,也是小个子台湾人。一次我们去大熊湖度假,他穿了件花花绿绿的夏威夷衫,被人起外号叫“小花虾”。他自己做生意,办公室恰巧和我们报社在同一层楼。一间房,一个人,冷冷清清,也不知道做什么。有一天,我担心他太无聊,就在A4纸上写了五个大字“毛主席万岁”,用传真机给他发了过去。几分钟后,我走到他办公室,推门而入。他一见我就乐了,说:“他妈的,我说是谁呀,发的这是森魔(什么)?原来是你!”我说:“收一份传真,总比一份都没有好嘛!”

我比山姆好不到哪儿去,心里仍空落落的。写随笔和人物专访把笔遛开了,特别想写小说。可心沉不下去,故事就冒不出来。而要把心沉下去,必须拥有充裕的时间。

我订了一份国内的《读书》杂志,看到这么一篇文章:作者早年在美国的大学修写作硕士课程,导师是美国的一位小说家。导师不断地让他们写写写,他却经常写不出来。导师问为什么?他说没灵感。导师说:去他的灵感!你必须每天都坐在打字机前,写,如果什么也写不出来,就把脑子里此刻冒出来的一句话敲在纸上。坚持下去,就能写出来了。

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启发。

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:辞职。这个念头让我激动。

我有一个特点:每逢来到十字路口,会在一跺脚间,决定往哪儿走,然后毫不犹豫地走下去。困难是会越想越多的,掂量来掂量去,可以叫深思熟虑,也造成犹疑不决。轻率是缺点,但遇到重大抉择时,轻率一下也许能解决问题。说得冠冕堂皇点儿,这叫听从内心的召唤。

我已在报社工作一年了,

1992年4月理事会开会时,我提出辞职。理事们问为什么?我说想写东西。他们都不信。经我一再说明,他们似乎感到释然,说咳,写东西干嘛要辞职呢,你去写好了,不用在办公室坐班,反正把你负责的这一摊事做完就行。

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了,我大喜。从此,我每天上午在家写作,一直写到下午2点。吃罢饭,去办公室。工作早已驾轻就熟,一两个小时就能做完。然后或者去游泳,或者回家。晚上约饭局,心理不再有负担,该吃吃该喝喝,反正一天最重要的事情,已经在上午干完了。

多年后,想起辞职这件事就后怕。那是一个愚蠢又荒唐的念头。倘若没了工作,我能支撑几个月呢?即便真写出什么,还不是饿肚皮?早晚总要出去打工的。到那时,恐怕在餐馆后厨洗碗也得认了,前途漆黑一片。

 

5

这年5月,美国诗歌学会邀请一些中国诗人访美,最后一站在旧金山。其中北岛、多多、顾城是老朋友,让我过去玩儿。我开了

5个多小时车,一路唱着革命歌曲,到了旧金山。

我只参加了在伯克利一家大书店举办的诗歌朗诵会,人头攒动,灯火辉煌。每位诗人先朗诵自己的中文诗,然后分别由美国的诗人或作家朗诵同一首诗的英文译本。顾城在朗诵前说了几句话,我是记者,手勤,记了下来,现在应该成为独家记录了。他说:

   我是在秋天出生的,因此我常常感到悲伤。我又是属猴的,所以我很喜欢干坏事儿……后来我发现,只有在诗里,这两件事才是被允许的。在诗的世界里,我可以像个孙猴子,想要变成一条鱼,就可以变成一条鱼在水里游;想要变成一只鸟,就可以变成一只鸟在天上飞。

北岛和多多讲得也很好,但有不少敏感词,在此就不照录了。多多大意是说:以前在国内时,我认为自己是一个“泛西方主义者”;来到西方后,我觉得我成了一个“泛人”;三年后的今天,我就只是一个“泛”了。

朗诵会结束,大批听众不愿离去,围着诗人们交谈和求签名。我的一个旧金山的朋友想认识多多,我拉住多多,介绍说:“这是我的朋友,唱歌的。”多多看都不看她,仰起下巴,转身而去。这位远离故乡的“泛”,还是他妈的那么狂傲。

我们每天晚上在一起喝酒聊天。有一天我喝多了,把一路上唱的红歌又挨个儿唱了一遍。北岛和多多都学过美声男高音,又酷爱歌剧,居然忍受住我的“民族”唱法,真给面子!

最后一天,诗歌学会安排了晚上9点的鸡尾酒会。之前,我们几个找了一家中餐馆,吃火锅喝绍兴酒。我那天话特别多,酒劲儿一冲,感时伤事,哭了。饭后来到街上,北岛一看架势不对,怕我在酒会上撒酒疯,果断宣布:“晓阳就别去酒会了。”多多抗议道:“你凭什么不让人去呀?凭什么不让呀?”顾城似乎被我的胡咧咧感动了,饭桌上望着我的眼神流露真诚。此时,他与谢晔特意走在我身边,对我说:“你的《胡同》写得好,那篇小说写得不好,《胡同》好……”刚下过雨,地面湿漉漉的,他们一直把我送到住处。

他是在安慰我!我忽然明白了:顾城其实什么都懂,人情世故也了然于胸,并非是个缺根儿筋的诗人或缺心眼儿的书呆子。至于他愿不愿意去应和,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 

6

李早就去了广东开工厂,把一船一船的洋垃圾运过去,那里面有宝。我先是把他的房子租下来,以后又换到隔壁的大套房。山姆与一个北京人合伙做中国贸易,迅速发了财。他从北京进口的家具卖不出去,到处送朋友,我收了一套餐桌椅,虽然傻大粗笨,质量还行。小林和凯文也频频回国寻觅商机,有一次是我凌晨5点把他们送去机场的。纽约老刘供职在一家大公司,他们招待的中国官员如果来洛杉矶,就让我接待。他们的长期贸易伙伴、某省服装公司经理送我一件自产的衬衣,第一回穿还行,洗过以后,衣襟缩到了肚脐眼、两个袖口够不到手腕子。美女玛丽安做的生意是购来二手奔驰宝马,把它们锯成两截儿,当废铜烂铁卖到中国,到了中国再给焊上,整车出售。我认识的北京一位电影明星就买了这样一辆奔驰,可能是焊接没对齐,右侧两个车门都打不开,只能从左边上车。一批批中国官员和国企经理开始组团来美考察学习,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的华人迎来了赚快钱的好日子……中国经济要起飞呀,全世界都跟着蠢蠢欲动。

我接连写了几个短篇小说,心情舒畅。回想刚到洛杉矶时,北岛催稿,我熬夜写了一篇《一夜风流》,虽然刊出,但北岛几次批评我写得不好(亦即顾城说不好的那篇小说)。现在这几篇,总算比《一夜风流》有了进步。其中一篇《煤》,我自己挺满意,但阿城批评说:“写得太完整。”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很久,对短篇小说的认识,又上了一个台阶。

我文.革时期的发小田力和他的搭档老童来美国出差,住在我家。田力是一家国企的党委书记,老童是厂长,二人的酒量没有底。正好李从广东回来,酒鬼遇酒鬼,别提多高兴了,从他家源源不断地把各种酒运来我家。

二人喝啤酒是这样:一升啤酒在手,一仰脖,董!董!董!——三口就没了,时间仅在5秒以内,把李也看呆了。

老童喝嗨了,对我抱怨:“我他妈跟你这哥们儿(田力)搭档算倒了霉了!花一分钱都看着我,我把企业搞得这么好,个人一点儿好处没有!”又大骂田力和我:“你们他妈的干部子弟懂什么?我6岁捡煤核儿,14岁就有性生活。你们他妈比得了嘛!”我自愧不如,连声说:“比不了!比不了!”

我早就听说,老童抓生产是一把好手,就是“作风”老出问题。田力当书记后,找他搭档,果然干得风生水起,又得益于对外开放的大环境,二人把一个奄奄一息的企业,迅速做大了。

田力平时寡言,一喝酒话也多了,说起文..革旧事,无意中触碰到我的童年创伤,真是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”啊!我从酸澌泪下,发展到嚎啕大哭。但醉归醉,还知道大老爷们哭鼻子丢人,赶紧跑到厕所里去了。田力也醉得不轻,追到厕所,抱着我也哭了,直说:“晓阳,我理解你!”

李在旁边看热闹,拿起相机不停地拍。第二天洗出照片一看,我们都大惊失色:四条汉子全都脱了上衣,光着膀子相拥举杯。谁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、为什么脱的衣服?我们一边传看一边笑,虽说洛杉矶的冬天不冷,可也不至于热成这样儿啊!书记一把抢过来,把照片撕了;回到家,连底片也绞了个稀碎。

 

那一晚我们四人喝掉5斤威士忌、2斤伏特加,以及不计其数的日本清酒和台湾啤酒。我是喝得最少的。

还是年轻啊!

 

 

田力和老童后来多次来美国,都是住在高级酒店里了。他俩是我见过的合作时间最长、配合最默契、最终结局完满的一对搭档,实在难得。

 

7

1993年秋,顾城谢晔辗转来到洛杉矶,在我家住了15天。

他们是9月21日离开洛杉矶回新西兰。到了10月9日,周六,中午我吃完饭在卧室睡午觉,刚迷糊,电话铃响了,我不想接。铃声过后是录音,只听端午说道:“晓阳啊,今天早上慧燕的同事看到法新社一条新闻,说新西兰有一个中国的著名诗人杀妻自杀……”我噌地跳起来,飞奔到客厅,抓起听筒。过后听录音回放时,我的头几声嘶叫也给录上了,“端午!端午!……”声音颤抖,无比凄厉。

《世界日报》值班编辑看到的这则新闻很简短,说事件发生在10月8日,但没写那位“著名诗人”姓字名谁。端午找我要顾城的电话,想打过去验证一下。顾城家里没装电话,他给我留的是他姐姐顾乡的电话,他们同住在一个岛上。我对端午说:“我的电话本就在手边,但现在我找不着。你让我缓缓。”我的眼睛没有发黑,什么都看得见,但脑子卡住了,看见什么都不认识。

后来《世界日报》在报道这一新闻时,说我“嚎啕大哭”,并无此事。我只有震惊,顾不上难过。

我坐下来,点上一支烟,心乱如麻。抽第二支烟时,脑子能动了,向桌上一扫,电话本果然在那里。这时我多了个心眼儿,如果端午或记者贸然给顾乡打电话,而根本没有这回事,那多不好!不如我先给顾乡打个电话。

电话通了。顾乡一听是我,很热情,彼此寒暄良久。我是不敢提顾城的,倒是她主动说:“他们说了,在你那儿玩儿得特别开心……”我一听,没事儿啊!哪像出了凶案的?很正常。

我就问了:“顾城他们怎么样啊?”

她停顿一下。“出了点儿事儿。”

“是吗?出什么事了?”

“顾城把谢晔打了。”

“打了?打成什么样了?”

顾乡以克制的语调,叙述了这一经过。

放下电话后,我反复想象着最后那个片段的情景:斧子、绳索、手上的血、特别是顾城当时的心理……越细想,越可怕。

他们在我这里住了整整十五天,朝夕相处,亲如家人。分别仅十八天,一变为鬼魂。此刻,满屋子都是他俩的身影声欬,向主卧房门口一望,就觉得谢晔能走出来。

我不能在家呆着,要出去转转。拿起车钥匙,又觉得不行:目前我这恍恍惚惚的状态,开车肯定要撞啊!

 

8

暮色下来了,天将黑。既不敢出门,更怵夜里一个人在家守着。想来想去,分别给阿城、朝华、孟悦打电话,请他们来陪我。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消息,都很震惊,马上就来了。

阿城笑说:“你挺大个个子,胆儿这么小。”我给他们作揖,说:“谢谢你们陪着我!我是真不敢一个人哪!”半夜,艾蓓从北加州打来电话。顾城谢晔来洛杉矶之前,先在她那儿住了几天,她刚听说,吓得睡不着觉。阿城对她说:“你睡觉前洗澡的时候啊,浴室别关门,门口放一面镜子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他们俩来找你,你好提前能看见啊。”艾蓓“啊”地惨叫一声,骂了句“你个死阿城!”马上把电话挂了——好像那二位能顺着电线一下过去似的。

我们四个人整整聊了一夜。

端午从纽约来了。寓居洛杉矶的一位大人物请他来看风水,完事后,他来慰问我。一进门,我就立刻跟他说:“大哥啊,我这房子可是租的,屋里的家具什么的,你让我怎么摆我怎么摆,可是拆窗户堵门穿墙打洞我可做不到啊!”端午理都不理我,往沙发上一坐,把罗盘往茶几上一搁,厌烦地摆摆手,意思是别瞎呛呛了,扰乱思路。

承他指点,只做了一些小调整:书桌本来是靠西墙的,他让我搬开,坐要“背实面虚”。卧室里的床,尽量离门远一点儿。墙上有一张梵高自画像,他一把扯下来,扔进垃圾桶。还给我五枚清朝铜钱,让我钉在门槛上。门冲着楼道的窗,他嘱我找个小镜子挂在门上。又送我一副风铃,临走,来了一句:“你可别瞎挂啊,挂不对地方,铃一响,他们俩就来了。”吓得我把风铃压在箱底,再也没动过。

谢晔的那个情人大鱼,辞职弃家,兴冲冲从德国来到新西兰。他本是来与心上人团圆的,没想到下了飞机面对的是这样一场惨剧。除了顾城,北岛和杨炼都在德国那个城市住过,他都认识。当时北岛在密西根,他在新西兰举目无亲无处可去,只好投奔了北岛。密西根气候严寒,风雪弥漫,晚上哪儿也去不了。北岛本来就不爱说话,二人四眼对孤灯,可以想见多么难熬。北岛给我打电话说:我们俩都快疯了,能不能让大鱼到你那儿玩儿几天?我不认识大鱼,自己也还惊魂未定,帮不了这个忙。

 

杨炼从香港发来一份传真,说不日将来洛杉矶,问能不能住我这儿?我给他回复,开玩笑地写道:请你从生理学、心理学、精神病学以及其他各种学科的角度原谅我,我再也不敢跟诗人一块儿住了。后来杨炼夫妇住在另一位朋友家,我也认识。我开车拉着杨炼到附近的山上转,聊的全是顾城,唏嘘感叹不已。山顶上荒草稀疏,放眼望去,夕阳在空气中颤抖,丘陵像岁月起伏不平。

 

9

阿城是最早用电脑写作的。我周围有一些理工科博士生,也经常念叨电脑的好处。我动心了。当时电脑很贵,我请物理博士汤义帮我找个便宜的“笔记本”,他在促销广告上选了一款AST牌的,加税1300美元。我是个“机械盲”,有了电脑也只当打字机用,其他功能一概不会,连游戏也不玩儿。那时互联网还不普及,在我看来,上网是一项高深的技术工作,只有博士和高人阿城才摆弄得了。花1300美元买一台打字机?对我来说过于奢侈了。这迫使我最后一次问自己:你这辈子真打算跟码字儿死磕了吗?问题不太难回答。1994年5月,我买了第一台电脑。

几年来我入睡有困难,原来是偶尔,后来变得经常。但只要睡着了,质量很好,一觉睡到大天亮,从不起夜。像九一、九二年那样半夜醒来无法入眠的情况,再也没发生过。我养成了上午雷打不动坐在桌前工作的习惯,一直保持到今天。一年四季都阳光灿烂的洛杉矶,使我的神经变得大条,既不伤春,也不悲秋,无冬历夏,傻吃傻喝,傻玩傻乐。实话说,这种呆傻状态,对一个想当作家的人来说,可能是不利的。但我适应了这里,爱上了洛杉矶。把吴钩看了、栏杆拍遍?莫如在键盘上敲敲打打。乡愁变成了数码的,可以储存。泪水也能够输入电脑,转化为电子版,而那些存在肚子里的,就不需要通过泪腺来分泌了。

这是件好事。

 

 

 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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